富强所追求的“力”，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国家实力，也是精神层面人的能力。严复透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发现西方富强的秘密乃是国民的竞争能力。从晚清流传至今的进化论，是一种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是自然的公理法则，是一切进步的原动力。自由竞争能够创造出最优秀的个人，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当中拥有最有效率、最能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中国的学校每年要评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德育、智育与体育，说到底都是一种能力，知识与美德之所以重要，不是其拥有内在价值，而是其具有提高生存竞争力的实用功能。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就深刻分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精神变化：“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到21世纪之初，杜亚泉这先知式的预言在神州大地加倍兑现，竞争之风愈演愈烈，适者生存已蜕变为强者生存，谁获得了特权和强力，谁就比别人生活得好。竞争的法则是赢者通吃，败者一无所有，何况连竞争的规则也由赢家来制定，强者既是裁判又是参与者，因此无往而不胜。

富强的第三个要素是制度变革。与以文明为目标的改革不同，以富强为轴心的改制是去价值、去理想、去乌托邦化的，它仅仅是韦伯意义上的制度合理化：如何使现代社会的系统，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在功能上更为合理、有效和符合法定程序。即便是政制改革，也只是去政治化的管理学革命，而与扩大公众参与、强化正当性基础这些政治目标无涉。这是一种会计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改革，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会计成本核算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成为变革的不二法门，一切为了降低成本、扩大产出，提高单位生产力；一切为了强化非人格化的官僚统治，从管理中获得效率，以实现既定的国家意志。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性建制，它是与古代社会相区别的现代制度的框架性内核，由于其不具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故可以与现代文明的各种不同类型相结合，使它们在文明的核心价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更加合理化，获得现代的制度形式。晚清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廷新政是如此，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亦基本如此。通过与旨在合理化的国际通用规范接轨，当代中国的各种单位，从企业、机关到学校、社团，已经普遍转换为公司化管理体制，从而以最有效率的“举国体制”保证了以富强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目标之实现。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其后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却前赴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练，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雅克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富强精神的胜利？西方人届时应该会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做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