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一直到今天，富强这个追求从没有断过，虽然追求的文明理想在改变，但即使是在“文革”时代，有一个东西还是没有放弃，那就是富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那就是竞争。我们要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

晚清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强权》一文，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压制弱者，这是世界公理，世界只认强者不认弱者。这种观点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弥漫。中国人有的将“权力”和“权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但权利是平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中国历史上缺乏权利的传统，谁的地位高，谁的权力就大，拥有的特权（特殊的权利）就多。晚清以后的竞争，就是人人争夺特权和强权，不是追求平等的权利，而是想获得高人一等的强权。在今天这样一个只认强权的丛林世界里面，富强似乎是强力竞争的结果，国家越是富强，人民越是富裕，社会就越是不平等，距离平等的人权也就越远，强权的逻辑反而显得越加霸道。

在洋务运动时期，重心还是物质救国，追求船坚炮利，看重的是物。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运动，重点便转向了人。梁启超、严复等人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有能力、有竞争力。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但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即所谓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有三种：德力、智力和体力，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了竞争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最后都被归结为有竞争能力的人。因此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像古典的大学和书院那样着重培养学生自由的人格、拥有博雅的知识，而蜕变为一个实用的、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更多地拥有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此外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其理论归结起来就是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从晚清到今天，社会弥漫的一直是这样一种竞争氛围，它整个儿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而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进而要富强，要成为人上人。要改变个人的命运，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力超群之人，国家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首先也是富强，拥有与西方同样的物质力、国民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文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盛、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清政府，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文明。西方的现代文明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那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我们先来看这二者的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物质力，第二个内容是前面讲的国民的竞争能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从晚清新政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制度在不断变革。制度的变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这要看变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变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运行能力，那么这种变革就与文明无涉。用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会计学，后者是公共管理学，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制度秘密。而且，这种讲究效率、讲究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只要是追求富强、要融入全球化、提高效率、拥有核心竞争力的目标，都可以往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所谓的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军队，到工厂、商社乃至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改革，“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从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文明问题、价值问题，也与扩大政治参与基础、扩大政治的合法性无关。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