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的天下智慧，来重新构建未来世界的多元文明秩序，将是一个可欲的方向。李零指出：“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我们中国，正好相反，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历史上的欧洲，是一个宗教、多个国家，而历史上的中国，则是一个国家、多种宗教。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让西方人有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全球的热情，却缺乏尊重异教的神祇、与别的文明和平共处的经验。而历史上的中国文明，虽然以儒家为核心，但从来不是儒家独纲，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心灵秩序上是儒、道、佛三教并存，政治秩序上则是霸王道杂之。无论是处理人的精神信仰，还是建构政治共同体，中国文明都有自己的“多元一体”的历史经验。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为例，它虽然由满族统治，却是一个政治相当成熟的庞大帝国。帝国内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既包括以中原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也包括西部高原的藏民族和西北、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东北森林地带的满族，还有南方山地的各少数民族。宗教形态也相当多元，儒、道、佛、回并存。清朝以“多元一体”的方式成功地将这些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地域整合进来，作为大一统象征的帝国王权，在汉民族这里被称为皇帝，在游牧民族那里被奉为草原各部落的共主大可汗，而在藏族那里又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区域以儒教治国，在蒙、藏民族那里遵奉藏传佛教。这一多神论的双重政教体系使清朝维持了将近300年的统治，若非更高级、更强大的西方文明入侵，可以想象清朝可能不会迅速灭亡。

中国文明的这些历史性经验刚好可以为逐渐降临的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秩序提供借鉴。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不是仅仅参与现存世界秩序，而一定是以中国的智慧重新定义世界历史，改变世界秩序的时刻。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多元文明的格局，亨廷顿因此认为未来的世界战争将以文明冲突为轴心。但问题在于：如何在多元文明之中形成一体的秩序？这个“一体”应以一种什么样的建制得以实现？

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可通约，需要有多神教的智慧，相互和谐。而和谐的基础，乃是在各种文明之上，有近代启蒙的普世文明和普遍人权。普世文明居于各轴心文明之上，既是对轴心文明也是对国家理性的制约。“二战”之后，整个世界在价值观上已经逐渐接近，公认联合国各种宣言、决议所确定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等为普世的文明价值观——尽管不同的国家对其的理解和在何为优先性上理解不同——但迄今为止，世界的普遍秩序依然是理念形态方面的，而缺乏超越国家主权的约束性建制。康德所追求的“世界永久和平”如何实现，全球的文明价值如何落实为一套有效治理世界不同主权利益冲突的机制？“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以及安理会是一套成熟的机制，但功能有限，而哈贝马斯设想过全球的公共领域，还有《帝国》一书的作者哈特、奈格里想象的全球的“杂众”共同体等等，迄今为止都是乌托邦，还没有落实为现实的建制。因为全球治理秩序的缺位，美国因此得以总是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随着未来多元文明的格局来临，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是怎样建立一个有效的超国家国际机制，以维护“多元一体”的和平秩序。

世界核心秩序从大西洋的一神教文明到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的转换，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尚未成为完全的现实。欧洲和北美经过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扩张性的国家主义得到了抑制，欧美在现代文明价值和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得以整合，而“冷战”结束之后，整个欧洲又基本实现了一体化，一神教的大西洋文明实现了长久的稳定秩序。相形之下，东太平洋地区迄今为止依然不太平，潜伏着局部战争的威胁。布热津斯基将21世纪的新亚洲视为20世纪上半叶的老欧洲：“世界的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新亚洲在21世纪会像老欧洲在20世纪那样热衷于国家之间的争斗，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受害者吗？”布热津斯基的担忧不无理由。东亚和南亚各国在经济上崛起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普遍将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原则，多国之间领土纠纷、海洋资源和水资源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从文明的角度而言，东太平洋地区的各种文明像欧亚大陆的结合部中东地区一样复杂：东亚的儒家文明，混合形态的日本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东南亚的小乘佛教文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文明，韩国的基督教文明，菲律宾的天主教文明……各种轴心文明在东亚和南亚地区业已内在化，它们与国家利益相纠缠，同样潜伏着文明冲突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