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著认为：“野坂参三帮助中共开创了正式的日本研究，而且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日本知识和日本观的来源。”对野坂在延安领导的日本人反战运动，正如中共领导人所称“是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帮助的起点”。事实上，“中日两党（中共和日共）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直接合作关系创造了‘中日人民友好’这一战后中国对日外交思想的历史原点”。它不仅包含特定的历史内涵，而且有基于国际正义的道德前提。由此，刘著推导出所谓“日本人民”的定义：“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日本国民，它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概念，其政治内涵就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治。因此，‘日本人民’在战前就是以共产党为先锋的反战民主力量，在战后就是受到以日共为代表的反战民主势力影响而坚持严肃清算战争罪行、诚恳反省罪恶历史、自觉承担战争责任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和平友好外交的那一部分日本国民。”正是在“日本人民”的学理概念基础上，中共试图建构所谓“中日人民友好”的逸出普通国际关系学框架的超越性逻辑，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付诸实施，正式展开了通过“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漫长过程。为此，从协助滞留中国的日侨归国，到达成两国“人民间”贸易协定，中国虽然做了一些互利互惠的双赢性奠基工作，但距邦交正常化的战略目标，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

应该指出，按上述“日本人民”的定义，其正统、有效的组织载体非日共莫属。但由于战后美日统治当局出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和保守的国内政治需要而展开的“赤色整肃”，加上日共在苏共和中共遥控（主要是前者）下所采取的热衷于暴力革命的过激路线及残酷的内斗，在战后初期便过早边缘化，1951年的党员人数萎缩至仅1949年的几分之一；翌年10月在大选中惨败，连一个国会席位都未能获得。尽管50年代中期，流亡北京的日共领导人回国，经过整顿和改组，摒弃了唯暴力革命论思维，多少挽回了一些名誉和损失，但日共在日本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国会席位长期徘徊在仅两三个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日益蜕变成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化想象，代之以奉行议会政治的民主主义国家中时而激进、时而保守，虽然立场摇摆不定，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选项上却与保守政治大致同调的“日本国民”。两者之间有交集，但并不重合，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被中国误认为是‘日本人民’的一部分日本国民，可以接受中国的‘人民外交’利益，却不可能在符合中国利益期望的方向上‘以民促官’”。

也因此，日本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形势和美国庇护下“桥头堡”的有利地形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现实矛盾，从《旧金山和约》到所谓“日华和约”，直到《中日联合声明》，不仅以最快的速度复归国际社会，而且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精确游走，先与台湾“前戏”，后跟大陆“真练”，在“真练”的同时，却不伤与前者的和气；一会儿是法律解决，一会儿是政治解决，而无论何种解决，均能确保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从台湾问题，到战争赔偿，到领土纷争，日本始终没失去什么，诚可谓左右逢源，占尽先机。

随着日、美、苏（俄）等国历史文档的解密，当我们了解到有些历史事实并非像党报社论和历史教科书所宣称的那样的时候，内心的挫败感怎一个“失落”了得。譬如，1972年7月，始终被中国当成“田中密使”、“和式基辛格”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携日本政府的谈判条件来北京秘密交涉，获周恩来的接见，亲耳聆听并记录了中国关于建交联合声明的草案，而其中所谓“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核心条款，实际上成了后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前提条件（即表明，战争赔偿问题是不容谈判的）。后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的1977年，竹入才首次对新闻界披露了自己假扮特使，以私撰的政府谈判条件访华，取得了中方的建交谈判草案后，作为“礼物”向田中角荣首相和时任外相的大平正芳报告。

而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令人备感历史的无情嘲弄和所谓“人民”论之虚妄的了：1992年，俄罗斯公开了一份解密档案，指证日共早期卓越领导人、职业革命家野坂参三于半个多世纪前在莫斯科诬告当时同滞留苏联的山本悬藏等日共同志，导致山本在肃反运动中被斯大林冤杀。1992年12月，日共召开中央委员会总会，宣布开除时年整百岁的野坂的党籍。对此，野坂未发一言，次年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