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在北宋仁宗时就完成了士大夫阶层的觉醒。刚开始的时候，宋太宗也像唐太宗一样，一看这么多举子来应试，他就感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都为我所用。可是到了宋代仁宗朝再往后，就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叫“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个时候士大夫的力量就开始成为朝廷上的主导力量，但同时又暴露出了中国人的一个缺陷，就是士大夫凡事基于意气，认死理，搞党争。最典型的就是王安石变法，两派士大夫那真是有你没我。咱俩不谈是非，咱俩就谈派系，你只要不是我这边的你干什么都错。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上台第一天就把所有的新法尽废。当时王安石在南京说有些法明显是有功效的，为什么也要废掉呢？这已经不是什么具体的政策之争了。

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翻过来掉过去就是搞党争，这派上台，那一派就彻底踩下，那一派上台，这一派就彻底踩倒。所以整个宋代的政治就是一个失去了弹性的政治。

那么到了高宗赵构和岳飞的那个时候，这个弹性变得非常脆弱。当时朝廷上只有两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战。主和派一定是汉奸吗？不一定，就是围绕在秦桧路线周围的那一群士大夫。至于主战派是不是一定全是抗金名将，全是谋国的板荡之臣呢？也不一定。

你看后来甲午战争时，如翁同龢这种主战派，那才叫误国文人。真正在前线主持战事的李鸿章这种人，都被骂成投降派、主和派。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当中，真正敢跳出来说我主和的人，不仅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要有道德担当。

这个担当往往皇帝本人都没有。你像明代的崇祯皇帝，其实到最后也想跟后金谈判，刚派人私下去谈，结果风声就漏掉了，他就只好把这个人杀掉。皇帝也不敢当主和派。

回到岳飞。既然国家的大计已定，我们要跟金国谈和，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就要让主战派闭嘴。只有杀岳飞，其他人就都老实了。当时韩世忠已经开始闭门思过了，杀他没有用。主和还是不能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争国是”成为当时宋代政治缺乏弹性的一个最终结果。所以岳飞必须死。

这跟你自己有没有野心，跟赵构是不是怕你，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岳飞的这个悲剧，其实不是哪个人的悲剧，也不是奸臣和良臣，也不是昏君和忠臣之间的冲突。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个人跟整个僵化的、僵硬的、僵死的政治结构之间的悲剧。

所以我特别感慨，我们幸好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以一个个体崛起的姿态跟整个世界对话。我们不是嵌入到哪一个权力系统，一个顶端的问题会成为所有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任意地接入到任何一个系统中，选择我们愿意过的自由的生活。说到这儿我还愿意带大家复习一下前几集讲过的那种U盘化生存的原则。我们就是“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这种福分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享得了。

(本章社群编辑：杜若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