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想象一个大学宿舍里的女生，她一直渴望收到邮件，却从未有人给她写信。在去宿舍楼邮箱的路上，她意识到到有人在观察她，于是装出一副期待某封邮件的样子，并在没找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摇摇头，露出困惑的表情——如果不知道有人在观察自己无助的渴求，她是不会做这种表演的。一个参加社交舞会的男人如果告诉别人（如果他得以和所有人攀谈的话），自己过去只是出于好奇，顺路来过一次，他会觉得有必要买一杯饮料攥在手上，并找个地方靠着，这样才像是只想喝一杯的路人。一个少女走进一间滑雪度假旅馆的餐饮区，希望遇到男孩子并被他们看上，但又不想被人看穿，于是假装找人，并用手托着墨镜。实际上，墨镜一直在她的眼睛上方，搭在头上。（Goffman 1971: 130）

戈夫曼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关注的是个人如何管理自己给别人的印象，而不是他们和别人的来回互动。（关于对话的深度研究是一个重要例外，参阅Goffman 1981。）

戈夫曼指出，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尽心尽力给定理由。基于在华盛顿特区一家精神病院的访谈，他得出结论：在经历了监禁所带来的初始震撼之后，“病人彼此熟悉起来，开始主动吐露自己入院的较易接受的理由，同时接受其他病人的说辞，而避免立即公然质疑对方”（Goffman 1961: 152）。从访谈中，他提炼出不同病人对入院的解释：

我在夜校读硕士，同时还有一份兼职，负担太重了。

这里的其他人都有精神病，但我只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才得了恐惧症。

我是误打误撞进来的。我其实是糖尿病，过几天就走了。[病人其实已经住了七周。]

我有过一段不幸的童年，结婚后开始寻求依赖。

我的问题在于无法工作。这是我在这儿的原因。我本来有两份工作，一个舒适的家，而且不愁吃穿。（Goffman 1961: 152–53）

戈夫曼聆听人们界定自己和他及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些人听上去就像是遇到某种困难的正常人，而不像精神出现波动的人。

戈夫曼的描述让我想起了一段很久以前的亲身经历。在戈夫曼于宾夕法尼亚的一家医院进行蹲点观察时，我在名称颇不吉利的波士顿精神医院（Boston Psychopathic Hospital）——我们自己人称之为“波士顿精神病”（Boston Psycho）——担任研究助理。（现已更名为措辞委婉的“马萨诸塞心理健康中心”［Massachusetts mental Health Center］。）这家大型研究机构专攻具有挑战性的精神病例，并将必须长期监禁的人发送到其他医院。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职能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部的一个基地，观察病人之间以及病人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互动。这份工作的主要考虑是，人际关系本身对病人的状况有影响。我每天都要与病人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