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女儿在北京和大陆许多地方演讲，她做了一个活动，就是争取我们公民的权利。她所谓的权利大部分不是政治性的，而是觉得要维护我们应有的标准和权利：邻居吵了我们，我们要跟邻居计较，邻居的狗叫了，我们要检举他的狗在叫。我女儿跟我联络，我跟她说：你这样做法，你要准备付出代价。如果愿意付代价，当然就可以争取权益。我特别告诉她，你注意有一个Nadar的美国人，我女儿当然知道这个人，她说我会注意。

Nadar是什么一个人啊？这是个神经病。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他不吃不喝，干什么？过最苦的日子，去揭发美国汽车公司的黑暗。就是很多汽车做出来，是不安全的，可是生产者欺骗消费者，骗这些买主，他们掩饰这个黑暗，他就很耐心地去一样一样揭发，一样一样去检举。汽车公司派人收买他，买不动，派流氓威胁他，流氓他也不怕，软硬都不吃。他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过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自己也不开汽车，就这么一个怪物。后来，在美国造成很大一个风气，很大一个响应，害得汽车公司道歉，他变了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一个英雄人物，可是他付了很多代价。我提醒我的女儿李文（Hedy Lee），我说你要准备付代价你就可以玩，不想付代价你就心里有数，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说我在中国的台湾地区是凶悍的人，我喜欢打官司。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喜欢打官司。因为打官司便宜，花一块钱，买一个打官司写的告事状，有固定的格式，一天就告一群人。为什么喜欢告人？因为要用法律的手段，帮助我争取我应该有的权利——他不守法律啊，我们逼他守法律，就这样子啊。法律本身是睡觉的，你要使它醒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就专门干这行了。

可是我争执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政府，我所恨的国民党的伪政府，民进党的伪政府，我恨这个政府，所以来告他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地区有一个法律，后来他们公布了叫做“国家赔偿法”，意思就是说国家做什么事情做错了，包括政府的公务员做了什么错事伤害了你，你有权利向政府要求赔偿，叫做“国家赔偿法”。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向大家展示过，我有96本书被查禁，我说我是古今中外被查禁书最多的一个人。当时国民党政府查禁我的书用的法律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戒严地区。国民党在台湾搞戒严，是全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最后，蒋经国在临死以前，为了表示他自由民主，就把这个这么久的戒严解除了。解除前半个月，他们还对我动手。我印了一批禁书藏在台中我母亲在台中一中宿舍的家里。我母亲是台中一中训导处的职员。趁着我母亲在国外探亲的时候，我就藏了一批禁书，藏在里面。在“解严”前半个月，换句话说，过半个月就解严了，所有书以这样的方式就不能禁了，台中市政府联合了台中地区的警备总司令部，找来锁匠，打开我母亲家里的门，冲进去把箱子打开，把我的禁书没收了。没收了以后呢，我立刻就去告。

到了法院以后，台中市政府派来代表，警备总司令部那时候也解除了，可是他们也派来相关的人士。他们跟法官说，我们知道李敖先生要告我们，所以在整个的查扣过程里面，我们都现场录影，现在可不可以放给法官看？

法官说可以，他们就放给法官看。他们说：李先生家里放了很多纸箱子，有些纸箱子是禁书，有些纸箱子不是，我们就一本一本地打开，一本一本地查，哪一本是禁书放在这边，不是禁书我们回归原位。最后，分出来以后，我们都扫地。你看，我们给他扫地，扫得干干净净，马桶都冲过，我们是这样子客气地把他的禁书搬走了。整个的录影的画面告诉法官，我们是规规矩矩的，或者非常礼貌的，非常清洁的。在“解严”前半个月，最后下手，没收了李先生的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