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晓不晓得清朝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方苞，桐城派的学者，他给戴名世的 《南山集》写了一篇序，结果这个书是禁书，乾隆皇帝就下令把他关起来。关起来以后是惩罚的。因为他很有名，他在牢里就很受优待，大家觉得过两天你就会出狱 了，就没让他坐在押房里面，在外面可以走动，大的范围是监狱的墙，里边就让他活动。他在里面看啊，就看到：凡是新来的囚犯，这牢头（狱吏）就要修理他，就 是要刑求他。干什么？要钱。有一次，抓了一个乞丐（叫花子）进来，叫花子没有钱，他们就修理他，害得叫花子哇哇叫——疼。他就管闲事了，方苞说：“他没有 钱啊，你们修理他干什么？”那些禁子牢头（狱吏）说：“我们干什么你怎么会懂呢？你是书呆子啊。我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哲学。什么哲学啊？我们的规矩就是 有钱就不整你，没钱就要整你，就要修理你，就要刑求你。我们知道他是叫花子，要饭的，没钱，可是没钱的不修理的话，有钱的人怎么样？有钱的人会装穷，我们 拿不到有钱人的钱了，你懂吗？你这个书呆子不懂，修理穷人是给有钱人看的。”

大家懂了吧？这个支票，高雄市政府这一块钱支票，打这个官司是 为拿到贰佰叁拾肆万捌仟陆佰伍拾陆块这个钱。为什么呢？建立我们的威信。政府常常说，国家有威信，政府有威信，你李敖破坏政府威信。我们老百姓也有威信。 什么威信？我告你就告死你，绝不饶你，就好像斗狗一样，一口咬住你，咬住你以后，不是咬住块肉就算了，嘴巴还拧你这肉，这么凶悍。我要一块钱的意思就是： 为了一块钱我都会一次一次地去高雄去闹，为了赚这一块钱，何况这二百多万？我一定跟你打到底的，打到你们怕了我为止。果然，这个官司，打了五年半，打到最 高法院来，上上下下，发回高等法院，又上最高法院，又发回。最后，法官被我烦死了，同意他们赔我钱。大家懂我这个强盗哲学吗？他们就（因为）有我在，那四 个字改写了。什么改写了？我们过去讲“民不聊生”，他说：现在是“官不聊生”，如果人民像你李敖这么刁，就叫刁民。可是“刁民”我们不是乱闹的，我们是很 细腻的，很合法的，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并且绝对没完没了，这样子啊。

所以，我的女儿在北京也好，在华盛顿也罢，只要你向这个社会争取你 的合法的权利，争取你的够水准的水准，你就要准备付代价。这话我不是对我女儿一个人讲，我是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大家以为我乱打官司，绝对是错误的，我绝对 是按照规则来打官司。我过去打过很多官司，现在不景气，我的官司比较少。请大家注意我下面用的动词，我的官司现在只剩下13个了。你知道我过去打了多少官 司？为什么我这样的刁？我并不想打官司，我告诉你我心里的真正感觉，我心里感觉我要是在意大利，我搞个黑手党，你惹了我了，我把你做掉，这多痛快啊。揍一 顿，这多痛快啊。可是，我知道，这不是正规的路。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进步，就是要主张法制，我们相信法律。

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你们政府不守 法，查禁了我的书，然后你们要用假民主表现戒严解除了，（这就）给我一个机会，我要用戒严解除的机会来反过来跟你算账。换句话，我要报复你。你不有什么 “国家赔偿法”吗？就要你赔偿给我看，我可以闹到这个程度。后来我才后悔，我后悔什么呀？就是我为什么只把三万多本书放在我妈妈在台中的家里，为什么不多 放一点啊？多放一点那赔得更多啊——他没收的越多，查禁的越多，那赔钱赔得更多啊。因为，这书要卖都卖不了这么多钱，只有查禁，我才拿到这么多钱。为什么 呢？没有折扣，每本书都按照定价来赔我钱。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说：“你要钱吗？”我说：“我不要钱，我要书，书还给我。”事实上，按照法律不是赔 钱，按照法律是恢复原状，意思是说你把书还给我，你查禁查扣弄错了，你要还给我。他们还不出来了，被他们烧掉了，他们又不能现印，印的话又要被我告—— 哎，你盗印我的书，你是海盗，政府就是海盗。本来政府是强盗，现在政府变成海盗——海盗版，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才按照法律赔我的钱。大家知道我花这个钱 花得多痛快吗？花得多爽吗？就好像花儿子孝敬你的钱一样，就是那么爽。

所以，大家知道，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为什么官不聊生？因为你们这 官可恶，你们用非法的方法来查禁言论自由，像新戏里面唱的“我打你不许还手，我骂你不许还口，我杀你不许流血”。今天你杀我这么多刀，查禁我96本书，你 “解严”了对不对？轮到我反攻了，轮到我跟你算账了。这个支票就是展示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样用合法的方法来争取权利。我不需要革命，我也不需要叛乱，我 用他们的规则出尽了他们的洋相，花这钱我花得好爽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