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若干年前，当北京大学张教授宣称，一万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时，引来一片哗然，网络讨伐声此起彼伏，该教授反复申明自己的原意为媒体所误解，但仍然有人不依不饶。

我知道张教授的意思不是在谈论孔子和章子怡在思想文化界的价值孰高孰低，孔子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就当今而言，就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方面，孔子的绩效恐怕不如人意。其时，章的大幅照片刊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章的电影《十面埋伏》《艺伎回忆录》和广告等也红遍全球。我也以为教授的话有些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要不孔子怎么就上不了《时代》的封面。不料，才一年工夫，形势陡转，孔子和他的《论语》迅速蹿红，这回红的不光是孔子一人，还有于丹，或者干脆说，就是因为于丹。某种意义上说，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女子”于丹，捧红了孔子，一起上了各种杂志的封面，风光无限。

当然公平一点说，这回的红，是孔子和于丹互为媒介。孔子因于丹而焕发青春，于丹缘孔子而大红大紫，连带与《论语》有关的十几本著作和注释本也一起畅销，走进书店，《论语》系列书籍独自作为第一方阵，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蔚为壮观。其实作为常销书，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本来就卖得不错，现在也裹在一起，竟然有点借光的意思，钱、杨两位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借光往往是“互相”的，按现在的时髦说法是“双赢”，但是不管谁借谁的光，孔子的光芒终究要比其他人长久一些。

想想也是，孔子他老人家已经红了两千来年，尽管“五四”以来，有人把封建社会的账全部算到他一人身上，那也是因为他太走红的缘故，千百年来朝代更替，皇冠跌落，孔子却不受影响，屹立百代，德配太庙，有素王之称，所以对封建社会的苟延残喘似乎多少得负点责任。时髦的说法是儒学充当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水泥”。当时，岂止是打倒孔家店，好像传统文化统统不行，是糟粕，一律打倒。凡事矫枉过正，若是过大发了，还会反弹回来，孔子和儒学亦如此，批林批孔时跌到了谷底，“孔学名高实秕糠”，“《十批》不是好文章”，连带着捎上了郭沫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也简化成儒法斗争史，法家是历史前进的推手，儒学则是挡车的螳螂，撼树的蚍蜉。

然而否极泰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儒学开始复苏、升温，得到全社会关注。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系谱里，没孔子什么事儿，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老人家抖尽身上的污水，重新回到原先的牌位上。说改革开放与他无关，也不能太绝对了。他老人家早就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只是这回开门请的是高鼻子蓝眼睛的朋友，想必他不一定愿意见，尤其是穿西装让他敏感，当初他对管仲千恩万谢，就是因为这位霸诸侯一匡天下的齐相，使他免受“被发左衽”之辱。

后来电视台推出孔子也是恰逢其时，权且不说为了吸引眼球，单从回应海内外的国学热、读经热、儒学复兴热出发，也应该尝试一下，可以说是社会上的尊孔读经，为电视孔子的复活打下了基础。这里有诸多因素的复合，难以一一厘清，其中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意思在。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的宁静、行的规范，倒是引出一派物欲横流的景象，让志士仁人们莫不忧虑，于是想到要为中华民族重建价值核心和信仰系统，还是要树立一个本土的“神”，可见对孔子的重新召唤，不是为了“鸡的屁”（GDP）。人们发现，尽管有了“鸡的屁”，还是缺失了某种精神，所以为了稳固国人的精神塔基，必须再造信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