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形式即是媒介，由它通向某种精神和文化，媒介手段和方式同样也是文化。以电影为例，好莱坞大片是文化产业的产品，而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方式更有拷贝的意义，大资金的运作、大片的生产模式、动漫的运用、市场营销手段的成功等等均可以进入课堂的教案，成为文化产业类课程的内容。或许为了某种理由，我们可以抵制好莱坞大片，但是不妨碍以好莱坞的运营模式或制作方式来生产大片。以章子怡为例，她是现代影视制作体制的产物，她的成功只是证明中国电影和演员进入世界市场的成功。输出章子怡没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只是应了一句全球通的广告词“我能”。就如中国足球2002年忽然踢进世界杯，表明游戏规则对参与者的认可。好莱坞梦工厂和电视屏幕能生产许多大同小异的章子怡，却无法再造当代孔子，因为孔子是与一个古老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传统丰富深厚博大，孔子作为传统的象征有其偶然性，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分析出一百条必然性来，但是历史的机遇巧合永远是神秘的，高于人的理性。历史还把孔子和儒学锻造成特定的精神形态，成为中华文化的发动机和生产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个时段，各种样本的传统文化来。

以“媒介即讯息”的逻辑推断，媒介方式的变化，新兴媒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化的面貌，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因其传播手段落后，将被渐渐淘汰，或被挤到一块狭小的空间里，自生自灭。然而历史的轨迹与逻辑的推断往往成悖反之势，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没有遗弃传统文化，反而增加了其产能，书店里有关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著作铺天盖地，甚至还有电子版和网络版等系列产品，在以往时代，哪见过这阵势？不过，当代传媒相中传统文化这一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于弘扬的意愿，站在文化产业的立场上看，孔孟老庄、三坟五典这些都是资源，都潜藏着巨大的市场和无限的商机，都是可以反复加工、重新包装的对象，而传统文化典籍经此一加工包装，也往往变得面目俱非，不忍卒读。

新兴媒体和现代影视工业相结合，生产出大大小小的章子怡，其产品的功用和效益比较明显，张颐武教授赞许章子怡就是看上其当下的功用。而孔子的功用和效益，在今天来讲则比较模糊，毕竟考大学不比科举，论语背得不熟，丢不了什么分。另外，儒学也没有了以往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用价值，时过境迁，儒学已明显被去功能化。

去功能化的儒学为什么也能那么火？那是经过上千年的冶炼，滤去功利的杂质，慢慢演变为某种信仰的缘故。

就没有实用价值一点而言，“孔学名高实秕糠”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当年孔子就“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后来孟子也如此，齐威王、梁宣王等向他讨教具体的治国和对付邻国的方略时，孟子那一番有关仁义的高谈阔论就不解决实际问题，起码是远水不解近渴。按照《史记》的说法，“（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也许正是脱离了实用价值，反而容易使其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信仰。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就是他的迂阔，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苟同于流俗，结果只能回老家与他的徒弟们著书立说去了。至于后学们虚构出的“内圣外王”一套说法，一心想着两头通吃，不仅无可操作性，还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年代，倒是先王后圣更便于付诸实施，是皇帝总会有新衣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