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在解释自然界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于是有人便想把它移用于解释人间万象。在精神上和社会上处于无家可归境地的现代人，被这种看似能够让自己摆脱困境的意识形态所吸引，也就不足为怪了。它能重建令人惬意的确定性，使我们为自己找回归属感。然而，要把无数无序而偶然事件变为可以控制或至少可以解释的形态，对社会世界而言却比自然世界困难得多。

于是就有了一种近代以来在许多国家反复出现的现象。如果说意识形态时代的政治有什么特点的话，它的特点之一便是思想与实践之间的断裂。一些人主管现实政治，另一些人为社会提供政治理想。这两种人往往势同水火，一方“德薄而位尊”，另一方则“力小而任重”，于是社会被撕裂为对立的两极。

托克维尔和柏克当年真正的矛头所向，并不是文人，而是这种现象。回顾历史，他们被人冷落了多时，是因为世俗化的意识形态长久以来被视为社会和政治理想的唯一供应商。现在他们又得到人们——也包括不少文人——的青睐，不光是出于维稳这一守成的功利目的，而是因为有越来越的人发现，意识形态其实助长了思想的堕落和野蛮化，它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屈辱的现状，却将我们引向理想的陷阱，为现代文明留下了众多最令人憎恶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