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平心而论，阿克顿并非不知史实距道德说教相去甚远。他虽认为“满怀理想之士前仆后继，提醒人们小心僭主和暴君，不断宣扬神法高悬于邪恶的统治者之上”，多半会让我们想起儒家尤其是孟学；他虽称自由的启示包含在神的教诲之中，但是与科塞所说那些神游于形而上世界的“理念人”（the men of ideas）相反，他并不认为它的实现完全是来自先验的力量，而且取决于“进步文明的各种条件的汇合和共同作用”。他十分清楚，“金钱、土地或人数取得优势，从而破坏权力平衡的做法，充斥于全部历史之中”。他不时表现出对历史经验的明识，常使我们不能像有人所言，称他“在细节上全错了，其信仰却是正确的”。因此诟病其文为史以载道的做法，也多少失去了凭据。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阿克顿在史学中传达信仰的做法？也许说他不过像个普通基督徒一样，“永远怀着感激生活”，把我们在生活中已得到或可能得到的，而不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幸福，都归于上帝的恩赐，才是更为恰当的评语。他在谈述英国宪政发展时一段布道式的话语，或可视为这一点的佐证：“（英国人民）令人自豪的特质令人瞩目，离不开我们的历史的背景。……无论外国神学家的教权精神，还是法国神学家特有的君主制偏好，都未在英国神学院的作者身上留下痕迹。源自那个衰落帝国的罗马法，变成了专制权力共同的支柱，却被排除在英国之外。教会法受到限制，而且这个国家从不接受宗教法庭，也没有完全接受酷刑，而欧陆王权却借此制造了许多恐怖。后来，我们的绅士阶层保持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地方自治的办法。教派的分立导致宗教宽容。混乱的普通法教导人们，他们最好的卫士就是法官的独立与一致。”正是英国历史中这些已然的事实，才使他能够“一直用双眼紧盯着上帝之光照亮的空间”，坚信“引领我们的上帝之光仍未熄灭，使我们遥遥领先于其他自由国家的因缘仍未穷尽”。

因此，阿克顿的信仰，实是一种不脱离经验与制度嬗变的信仰，既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类言论，我们不该把它完全当作一种出自形而上人性论的断语，倒不如说是一种来自经验的概然性知识，而且这完全谈不上是他自己的创见，只能算是他对西方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回应。它不但是基督教原罪说在政治学中的逻辑延伸，甚至前基督教世界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也早就说过：“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阿克顿的言论虽充满了一个信仰者的执着，但阿克顿所以为阿克顿的感人之处，还来自于他从史实中总结出的警言。

阿克顿的史论中最可引起今人所注意之处，是他无论何时谈到的“权力”，并无特定的人称属性，而是泛指的。不管是信仰者的权力，王公贵族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代表人民的、代表金钱的权力，或自称代表自然法、“进步力量”、正义与和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总之不管什么权力，只要它以暴力为后盾（这是必然的），只要它失去制衡，成为“绝对的权力”，都会倾向于（把“tend to”译为“导致”，语势上未免太过强硬了一些）残暴、腐败和不义。

只有这样的权力观，才有可能为我们观察20 世纪残暴政治提供依据。人们才能从中汲取教益的识见。在他看来，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局面，莫过于“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政治诸方面，只有一个立法者和一个权威”。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我们春秋笔法的本土史学中不得见的基本立场，即人间所能享有的无论宗教自由还是世俗自由，皆是权力平衡的产物。在论及古典时代的文明没落的原因时，他说：“个人、家庭、团体和属地（这些当然都是保持权力平衡所必需的社会要素）是如此卑俗，以至于统治权力可以把它们用于自己的目的。共同体支配着公民，一如主子支配着奴隶。由于忽视私人利益，忽视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进步，希腊和罗马都丧失了维系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他从这种现象中，读出了“侵害今日政治社会的种种谬误——共产主义，功利主义，对专制与权威、不法与自由的混淆”的源头。对于这些谬误的主义与混淆的观念，一百多年后的我们，肯定要比阿克顿有更切肤的感受。因此当我们看到阿克顿说，“只要某个单一的明确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不知是该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还是该为我们后人的愚妄而扼腕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