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阿隆和“意识形态的终结”(1)

虽败犹荣的先知 作者:冯克利


谈谈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这个人,是我早就有过的愿望。1996年11 月5 日英国思想家柏林(Iasiah Berlin)去世后,有位朋友来电话告诉我,一些街头小报上都登了柏林的噩耗,口气里透出愉快。这当然不是因为柏林死了,而是从这死亡之被人留意中,他看到了一种思想立场的影响。我因此想到1983 年阿隆的谢世。那时萨特(阿隆在巴黎高师的同窗)的大名刚传入中国不久,他那种立地成佛式的存在主义,以及怪味豆一样的“左”倾立场,在青年人和知识界中颇有影响。不过若问到阿隆,十个人中间恐怕有不止九个人会说:“阿隆是谁?”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人影响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以阿隆之辈为代表的。

法兰西文化很易于培养出一些专事理想主义批判的种群,因此导致英美世界的不少人,最近还得加上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不断指责法国文人的轻狂,而把他们中间那些主要以镇定文化为己任的人忘掉。据说自步入近世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大多是些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这方面最新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青年时代在巴黎读《人道报》培训出来的波尔布特。不过面对着这样多的不信任,法国人至少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庆幸,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奇迹的。法国人太喜欢嘴皮子上热闹——用阿隆的话说,“巴黎人需要冲突”,因此他们热爱自由的精神似乎弥补了制度上的不足。也许这种原因深植于法兰西式自由主义文化的深层,它看上去不那么制度化,过于本土化,所以经外人一学,很可能落个南橘北枳的尴尬。而在法国,虽然各派激进思想经常大行其道,却从未让它的第二共和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宪政制度伤筋动骨。即使我们把短暂的热月和波拿巴时代都算在内,它也的确从未陷入哈耶克所说的那种“笛卡尔式理性主义的极权主义陷阱”,而是一直保持着基本的自由制度。

就拿20 世纪来说吧,法国有许多激进的思想立场可以供人选择:阿隆首先可以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柏格森主义,战后受希特勒德国的影响,沾染上一些种族主义倾向,不久后又在民族精神的激励下成为一名抵抗战士,战后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左翼“进步阵营”,之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或匈牙利事件使他幡然醒悟,终于归顺了哈耶克的朝圣山协会——尽管这看起来十足的荒唐,但足以看出法国社会容纳各种异见的张力,它使一个人有机会做出这种颠三倒四的选择。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过分热衷于主义之争的气氛,使阿隆这样的人在法国总感到有些“身处边缘”。他的思想风格同萨特完全不同,在影响社会的方式和冲击力上,自然也迥然相异:一方面对于把握世间的人与事,总感到缺少几分自信,怯于提出恢弘而一贯的体系,不敢确定地表达关于自我的信念,对于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也就唯恐避之不及;而另外一位在信念问题上则更为果断,喜欢做出有关时代命运的终审裁决,为此甚至敢于直接诉诸人的灵魂,为其提供这样或那样有关自我拯救或群体拯救的许诺。同它比较起来,另一方看上去不那么关心个人的灵魂,它所着力的,是如何从基本的制度设计上,保证让每个人有选择自我拯救或无须拯救的权利,同时又要防范这种选择被集体化之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早在20 世纪20 年代末同萨特互以“小同学”相称时,阿隆就发现自己和萨特的差异,他说:“我羡慕萨特的自信,在内心深处我认为他的信念和我的疑虑都是有道理的。”而萨特给他的评语则是:“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的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最需要“宣传”的时刻,他依然能“保持这种不带情绪的客观”。受早年在德国研习韦伯的影响,他便认定自己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解释世界的总体系,在这段学习的产物《历史哲学引论》一书中,他对建立这种体系的可能性明确表现出怀疑。韦伯的知识立场影响着他的一生: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因此他为自己提出的两项任务是:“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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