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黑格尔一系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的运动又是超现象的，它的内在的目的性，可以为集体行为提供一种终极的价值，因此才使得日常的道德判断也会变成与追求“真理”毫不相干的事情。这种集体主义的目标欲，确实使不少政治思想家和实践家们感到了“历史责任”和身为圣徒的使命感。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政府（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不管它想解释的是自己存在的法理还是改造周围世界的必要性，总感到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后盾。曾几何时，这种意识形态的泛滥，正像有人说过的那样，甚至到了某个非洲部落酋长也可炮制出一个思想体系的地步（“部落社会主义”之类的东西确曾存在，今天或许仍然可以披上“多元主义”的外衣继续存在）。

这些20 世纪的福音传播者并不是草莽英雄，而是一些能够著书立说的元首，以及来自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意识形态专家。针对这种现象，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向那些深陷在意识形态泥潭中的人们发出警告：“政治还没有发现避免暴力的秘诀。但是，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他这样说是要向人们提示一个极紧要的事实。自四十年代阿伦特等人开始讨论“极权主义”以来，关于这种体制的构成要件虽然颇多分歧，但在它需要一种“特别接近真理的信仰体系”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的研究者们却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见。因此阿隆不惜被指责为信仰摧毁者，而肯定怀疑主义的价值。他“衷心召唤怀疑论者的到来，如果必须由他们来扑灭狂热的崇拜之火的话”， 因为“怀疑主义并不意味着失掉一切信仰，或者说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政治生活在社会学的经验调查和怀疑主义的解毒剂下，可能会变得平庸无奇，成为一个缺少完美理念架构的世界，许多有抱负的人会因此而对它失去兴趣。但是就像革命者常说的那样，信念的旗帜经常要靠鲜血来染红，而“对各种模式和乌托邦的怀疑，至少能够减少以信仰的名义急于同类相残吧？”

阿隆因而成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终结”最早的预言者之一。他在1954 年为阿多诺在法兰克福主编的《社会学》写下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西方知识界一场持久的讨论由此开始。如果说许多左翼思想家是抱着一些惋惜之情来谈论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能力日渐消失，阿隆却由衷地欢迎这个时代的到来。他相信，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只能是来自从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at）向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at）的转移，这或许不无遗憾，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甚至是一种可取的变化。因为在他看来，“人们拒绝神化一个阶级、一种斗争技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并不妨碍他们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

这种“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看起来自然是起点甚低。不过像他的伟大同胞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一样，阿隆断定现代民主制度只能建立在人类的私利之上，不是道德，而是每个人“开明的私利”，才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法治社会”的组织原则。这样的社会一个常遭人诟病的特点，就是它不可能允许以多数名义设立确定不变的崇高的集体目标，即哈耶克所谓一个自由社会必须在制度层面上保持“无目标性”（purpose-independent）。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阿隆不止一次借用讨论托克维尔的机会来说明民主社会的平庸性：“如果你认为理智比才华更为有用，如果你的目的丝毫不是想创造什么英雄业绩，而只是想尽可能地形成一些息事宁人的习惯，如果你希望看到的只是缺点而不是罪恶，只要罪恶少些，宁可少一些伟大的行动，如果你满足于在一个繁荣的社会里生活而不是在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里大展宏图……那么你就得为平等创造条件，组成一个民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