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敏锐的观察，他成了敢于痛斥大学生的极少数教授之一（见卷一“大学生”）。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追求“个性”或“独立”，但在信仰缺失的败坏下，他们之间的差异“不比没发情的牲畜强多少”。随随便便的性事，见面熟的风气，使男女不必为对方付出多少努力和关心，两性关系也随之失去了生物学之外的全部意义。“行为发生了，却不会使一对男女脱离人群，他们会立即回到其中，毫无改变。”传统信仰在他们中间蜕化为私人化的“担当”，即“空虚中做出的选择”。如此一来，幸福也变成了速食面一类的东西。摇滚乐便是用一时的快感取代幸福的最生动写照，它诉诸于当下的欲望，煞有介事地诉说少男少女幼稚的性萌动。以往的情窦初开被用于塑造“高尚品质”和“升华精神”，使之与音乐、绘画和小说联系在一起，为履行人的义务、享受人性提供一种过渡。摇滚乐却像毒品一样提供廉价的迷狂，人为地诱发兴奋，毁掉了青年人的想象力，使他们难以同艺术和思考建立起情感联系。所以，布鲁姆极为担心青年人正在变成“金发碧眼的野兽”。

与学生的这种状况相对应，教师们也热衷于开设各种文化或文学比较课程，尤其是与非西方有关的课程，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目的是培养“没有偏见的人”。但这种做法其实也是实践着一种西方偏见：对异域文化的研究几乎是西方独有的现象，其他民族都没有这种欲望。从源头上说，它显然跟寻求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或至少希望证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较好的方式。放弃这个源头，使教授们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他们抨击民族中心论，等于断言自己不知西方科学理解的优越，不承认另一些否定这种优势性的文化的低级，同时却在实践着这种优势。所以他们“对自己科学的优越性是既肯定又否定”，像帕斯卡一样面对理性与神启的选择，却缺少放弃科学转向信仰的自觉。由于这种思想作祟，大学的“开放性”便沦为“随波逐流”，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现状开放，忘记了确实存在着一些“受蔑视的选择”，一些“令人怀疑的知识”。在布鲁姆看来，真正的开放是指把那些让我们安于现状的迷惑拒之门外，然而“现在的教学体制只受市场需求的左右，全然不能分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持独立精神的古典教育的衰败造成的，它始于60 年代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与此相比，麦卡锡时代的学术反而成果颇丰，因为那时它还保持着苏格拉底——西方学术最伟大的楷模——的精神。在他的笔下（见卷三“大学”），苏格拉底不但智慧绝顶，而且十分圆滑。他不讲什么“知识的诚实”，他的独立性不是表现为与俗人争辩是非，而是知道如何与他们周旋；他很清楚跟权贵结盟的必要，但这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凡是不能或不必向世人说破的事，他善于保持沉默，因为俗人的世界是靠神话而不是理性维系的。姑不论这种描述是否符合（我感觉很不符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它让我想起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不久前发现，经济转型中的腐败也许无碍于甚至有益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是他们把这种真相一说出来，却几乎被口水淹死。此时他们应当最能体会苏格拉底式沉默的含义，最愿意接受布鲁姆的立场，必要的技巧是把大学精神转化为与艺术家高贵的“感伤”相类，它为了维持自身的独立存在，必须把行动拒之门外，成为威廉·詹姆士所说的那位贵夫人，她为舞台上女主角的遭遇青泪涟涟，却忘记了自己的马车夫正在剧院外冻得半死。

的确，启蒙运动与古典时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求真的古典学者只想独善其身，而启蒙思想家却相信人人都有理性，通过教诲都能把握自然奥秘，提升人类整体的品质。布鲁姆说的不错，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格拉底的可贵之处，乃存在于他始终跟大众保持距离，而不像我们那样整天嚷嚷“公共关怀”。孟德斯鸠和吉朋曾一再申明，共和政体不但是以“美德”为基础，而且易于腐败，现代性的隐忧似乎早在西赛罗的罗马或十人团的威尼斯就已存在了。所以，不是思想的参与，而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思想间距，构成了西方大学独立精神的内核（与我们所说的“唐吉诃德精神”异趣）。这大概也是近来在名师点拨下“重新阅读西方”带来的最大收获之一。忘却这种精神，草率地作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像《格列弗游记》中的勒皮他那样，使科学变成政治的帮凶、真理的背叛者，因为民众的权利或利益常与求真的美德格格不入。吾闻穷巷多怪事，哪有境界可言。说实在话，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十分不幸，能跟布鲁姆发生很多共鸣。与他有共鸣，是因为我也珍视大学在科学精神上的独立；说自己不幸，则是对政治学不时要背弃公民社会亦深有感触，这时它易于变成纯粹理念搭起的纸牌楼，巍峨归巍峨，血肉之躯却没有一个敢住进去，这与政治思考只能在有着高度实践性和强迫性的时间中，而不是在锁定价值于永恒的乾坤中运行是不相容的。布鲁姆说，海德格尔错就错在他脱离心灵的执守而加入了时代，话中透着强烈的惺惺相惜。想想苏格拉底吧——民主会斩杀智慧呢，到这样的实践和时间之流中寻找真理，可能意味着背叛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