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看，我们之所以难以觉察到独裁国家陷入其中的危机的深重，在于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威权体制使自身持续存在的能力，或者更宽泛地说，错误地估计了强权国家的活力。采取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想当然是脆弱的：对一定范围的个人权利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严格限定。相反，右翼和左翼的威权主义政权则试图利用国家权力侵占私人领域，对其加以控制以达到各种目的—比如扩充军力，推动平均主义的社会秩序，以及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个人自由领域失去的一切，将在国家目的层面得到补偿。

归根结底，最终使这些强权国家倾塌的关键缺陷是合法性的缺乏—也就是观念层面的危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正当；它是一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中的相对概念。一切能够有效运行的政权都必须基于某种合法性原则。［1］没有哪个独裁者是纯粹“凭借强力”进行统治的，例如，人们常常说起的希特勒。一个暴君能够凭借强力统治他的孩子、老人或许还有他的妻子，若他在体力上强于他们的话，但是，他很可能无法以这样的方式去统治两三个以上的人，更不要说有着数百万人的国家了。［2］我们说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凭借强力”统治，无非是指希特勒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纳粹党（Nazi Party）、盖世太保（Gestapo）和国防军（Wehrmacht）—能够在力量上威胁更多的人。然而，是什么使得这些支持者忠于希特勒呢？肯定不是希特勒能够在力量上威胁他们：根本上来说，还是他们相信希特勒权威的合法性。安全机构本身可以通过威胁加以控制，但是在这个体制的某些点上，独裁者必须有相信其合法性权威的忠诚部下。同样，最为卑鄙、败坏的黑手党领袖也是如此：若没有他的“家族”基于某些理由认可他的合法性，他就无法成为教父（capo）。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到的那样，即使在一群强盗中间，也必须有某种让他们瓜分赃物的正义原则。由此可见，即使是对最不正义、最残忍的独裁政府而言，合法性也至为关键。

显然，这并不是说一个政权为了存在下去，必须要在绝大多数民众那里确立合法性权威。在当代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少数派的独裁政府为大多数人痛恨，却在几十年里成功地把握权柄。比如叙利亚的阿拉维派（Alawi）政权，或者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社会复兴党（Ba‘athist faction）。更不用说拉丁美洲的各种军人政权和寡头政权了，他们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却依然统治着。在整个民众之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会造成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除非这种合法性的缺乏开始影响到与这个政权紧密相连的精英分子，尤其是那些垄断着强制权力的人，比如执政党、军队和警察。因此，当我们谈论威权体制中的合法性危机时，说的是那些精英内部存在着危机，而他们之间的团结是政权有效运行的基础。

一位独裁者的合法性可以有不同的来源：既可来自豢养的军队对他的个人效忠，也可来自一套精巧的意识形态，为其有权统治加以辩护。在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场最重大的系统性尝试，试图确立一种连贯的、右翼的、既不讲民主也不讲平等的合法性原则。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法西斯主义不是“普世性”学说，因为它否定共同人性的存在或人权的平等。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坚持认为，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是种族或民族，尤其是日耳曼这样的“主人种族”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它把权力和意志置于理性或平等之上，认为权力和意志凭借自身就有资格统治。然而，纳粹所宣称的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斗争才能得到有力的证明。因此，战争在它那里就不是病态，而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