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1年的春天，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摧毁了苏维埃经济，把众多农民带到饥荒的边缘，苏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饿。全国各地的农民发动一系列叛乱，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粮食征用制度。列宁自己说，这“比全部白军加在一起还要危险”。在许多农村地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农民夺取村庄权力，切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饥饿的工人举行罢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现在反过来发动兵变。他们打着无政府主义的起义旗号，呼吁苏维埃的选举自由、“全体劳工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农民自主耕地的自由”。显然，布尔什维克自己正面对着新兴的革命。列宁在3月初承认，“我们快撑不住了”。托洛茨基曾称赞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骄傲和喜悦”，此时却亲自指挥向该海军基地发起军事突击。军事力量和无情的恐怖，也被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据估计，在镇压起义期间，被监禁或驱逐出境的有10万人，遭枪决的有1.5万人。但列宁意识到，要扭转起义浪潮、促使农民恢复向城市供粮，布尔什维克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恢复自由贸易。击败白军之后，布尔什维克便向农民作出让步。[8]

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引进新经济政策（NEP），以相对宽松的税收来取代粮食征用制，使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置重工业发展于次要地位。列宁这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小农—执著于私人家庭生产的原则—暂时但必需的让步，以挽救革命，为国家重整旗鼓。他谈到，这一政策将持续“不少于10年，可能更长”。1921年的苏维埃居民，身着缀满补丁的衣服，以破损的器皿烹调，用开裂的杯子饮水，什么都要换新的。市场的恢复给苏维埃经济带来新生命，私人贸易对革命和内战所造成的长期短缺作出迅速的反应。贸易商人设立摊位，跳蚤市场蓬勃发展，农民将食品运来城镇。因有新法律的许可，私人的咖啡馆、商店、餐馆、夜总会、妓院、医院、诊所、信用社甚至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内战时宛如墓地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生机盎然，嘈杂的贸易商人、忙碌的出租车司机、灯火通明的商店和街道，好像重又回到1917年之前。

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市场的恢复似乎是对革命的背叛。引进的新经济政策招致广大党员的怀疑（甚至列宁“偏爱”的尼古拉·布哈林，接受过程也非常缓慢，从1921年一直拖至1923年。后来，他反倒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捍卫者），列宁不得不使用他全部的说服力和权威，使之获得党代会的通过。尤其是在城镇工人中，人们普遍认为，新经济政策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农民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变得越来越富。在城镇工人看来，私人贸易的繁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悬殊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称作“对无产阶级的新型剥削”，他们的愤怒主要针对“新经济人”，即在20世纪20年代兴旺发达起来的私商。在苏维埃宣传漫画所塑造的大众想象中，“新经济人”以钻石和皮草装扮妻子和情妇，驾驶硕大的进口汽车，在歌剧演出时打鼾，在餐馆里高歌，在昂贵酒吧中大声吹嘘其挥霍于赛马场和赌场的美元财富。新兴暴发户的这种大肆挥霍，衬以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贫困和大量失业，给人们带来苦涩的怨恨。他们认为，革命本来应该终止不平等。

在“内部战线”上，新经济政策让“资产阶级文化”的残余得以苟延残喘。共产主义曾承诺要予以消灭，但暂时还不能没有。它中止了反对中产阶级和专业知识分子的斗争，因为苏维埃经济需要他们的专长。从1924到1928年，对宗教的斗争也告暂停：不再以先前（或后续的）的频度关闭教堂或压迫神职人员，让老百姓继续保留自己的信仰，不过，反教会的宣传仍在继续。最后，新经济政策为私人生活的旧习惯和家庭传统保留了空间，引起众多布尔什维克的担忧：俄罗斯“小布尔乔亚”的心态和习俗—数以百万计的小商人和小生产者，其数量因新经济政策而日益增多—将会阻挠甚至破坏革命运动。斯大林在1924年宣布：“我们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态度和习惯，束缚着千百万劳动者的心灵，成了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