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具很便宜—都购自政府。我们粗茶淡饭地过日子，除了军装、背心、靴子，从没看到父亲穿戴其他的。母亲为上剧场准备了“特殊装备”，另有一两套礼服，仅此而已……上剧院是我们唯一的奢侈—还有大量书籍。

像1917年的许多其他孩子一样，柳德米拉和姐姐从小就懂得克勤克俭代表道德纯洁，是为大家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艰苦奋斗。1936年，她在日记封面上写道：“受苦受难，摧毁了渺小者，锻炼了顽强者。”[27]

对某些家庭来说，共产党斗士的禁欲主义又成了过于沉重的负担。维金斯基一家是个很好的例子。约瑟夫·维金斯基188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他家虽是犹太家庭，但已俄罗斯化，属于自由派。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哥哥尼古拉是一名工程师，他与另一位哥哥弗拉基米尔都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全家因十月革命而被打散得七零八落。父母逃往芬兰；曾是孟什维克的弗拉基米尔，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移居到柏林后，又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顽强对手；家庭成员中留在彼得格勒的，只有约瑟夫和妹妹娜杰日达。像弗拉基米尔一样，约瑟夫曾经也是孟什维克，但他希望重新做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积极投入内战。为了证明他的忠诚，他甚至写信给远在柏林的哥哥—毫无疑问，他知道上司会读到此信—恳求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原则，返回苏俄，投身于共同事业”。哥哥的反革命活动把他吓坏了，约瑟夫更竭尽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他写信给尼古拉说：“由于我的历史罪孽，他们只让我当预备党员，但我要承担很多党员的职责。如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上刀山、下火海。”[28]

事实上，他被派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供职于当地工会组织的法律部门。约瑟夫与妻子亚历山德拉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置办了少得可怜的家具。亚历山德拉1922年写信给娜杰日达说：“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居所，每一处都非常昂贵，只有新经济人才负担得起。我们的家庭生活缺乏最基本的用品—亚麻布、服装、针线。总之，什么都缺。”约瑟夫太忙，不关心此类“琐碎的家事”。据他的妻子说，他“除了工作以外，既不切实际，又杂乱无章”。夫妇俩没有钱，因为“党的最高限额”只允许少量的现金薪水，其中大部分又要寄给逃亡在芬兰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尽量找散工以贴补家用，她对此耿耿于怀，认为党毁了她的“家庭梦”。她在1922年做了流产，在给娜杰日达的信中，她说她原希望有孩子，最终还是中断了怀孕，她实在是被自己的“虚弱身体拖垮了”，也不想给“疲于奔命为党工作”的约瑟夫添加负担。小两口的婚姻变得痛苦不堪，不时为钱发生争吵。约瑟夫又与另一名女子发生婚外情，在1924年生下一个儿子，经济上要给予支持。他与亚历山德拉的关系更趋紧张。约瑟夫常常出差，或去莫斯科传授劳动法，或去库班参与当地的工会工作。亚历山德拉在1925年写给娜杰日达的信中说：“我很少见到我的约瑟夫。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很是伤心。但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没有一丁点的私人生活，我们必须埋葬浪漫，它只是历史遗迹。”[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