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莱娜热爱的外祖母，是这个世界上她最尊敬的人。但不奇怪，她仍认可父母和他们的世界：“我总认为爸妈的朋友是我的同类，而巴塔尼娅的却是陌路人。从本质上讲，我已经属于党。”[72]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在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的大多数电影中担任摄影师。在他莫斯科的家中，母亲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出生于敖德萨的希腊商人家庭，在斯莫尔尼学院接受教育，学到了俄罗斯贵族优雅的风度和习惯。她将这些习性带进戈洛夫尼亚家庭，以“俄罗斯维多利亚式”的严酷纪律，掌管一切家事。阿纳托利的妻子柳芭是一名异常漂亮的电影演员，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贫农家庭。利季娅瞧不起柳芭的“粗俗”举止，还认为她对昂贵衣服和家具的酷爱，恰恰体现了“苏维埃新资产阶级”（那些加官晋爵的工农）的物质占有欲。柳芭在一次疯狂购物后回家，与利季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利季娅告诉她，她代表了“革命的丑陋面”。利季娅自己仅有简朴的生活习惯，总穿同样的黑色长礼服，深口袋里只有粉盒和带柄眼镜。她在内战末期席卷俄国东南部和乌克兰的大饥荒中幸存下来，尽管阿纳托利的收入应付家用绰绰有余，她仍生活在饥饿的阴影之中。这家人还包括柳芭的妹妹和柳芭的女儿奥克萨娜。利季娅用小笔记本，规划出每一餐需要的食物的确切数量。她有自己中意的商店，如精致的菲利波夫斯基面包店和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叶利谢耶夫店，“她会在那里稍稍享受一下奢侈：喝一杯冰镇番茄汁”。回顾童年，奥克萨娜在1985年写道：

祖母非常谦虚，严守纪律，俨然是个道德家，更可说是个教育家。她总想去做“正确的事”。我记得，她喜欢这样告诉她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儿子：“如果你照我说的做，可能早已建成共产主义了。”她说起话来无所畏惧，从不隐瞒她的所思所为。她坚信，思想应大声说出来、讲清楚，不需要幌子、欺骗、恐惧。她常对我说：“不要交头接耳，这是一种无礼！”§§现在我才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给她孙女树立一个道德榜样—为我示范正确的举止。谢谢你，祖母！[73]

祖母又是宗教信仰主要的实践者和监护人。苏维埃儿童的洗礼几乎都是她们组织的，有时父母既不知情，也没同意。她们带孩子上教堂，把宗教习俗和信仰传承下去。苏维埃儿童的父母，纵然自己保有宗教信仰，也不太可能将之传给孩子，部分原因是恐惧，万一曝光，譬如说在学校，就有可能给家庭带来灾难。来自工人家庭的弗拉基米尔·福明，出生于列宁格勒附近的科尔皮诺。他回忆：“尽管有父母的强烈反对，祖母仍带我去洗礼，在一个乡村教堂里秘密举行。父母担心如果人家发现我受洗，他们将失去工厂的工作。”[74]

祖母的宗教信仰，会使孩子与苏维埃学校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叶夫根尼娅·叶万古洛娃，1918年出生于第比利斯富裕的工程师家庭，大部分童年都与祖父母在雷宾斯克度过。父亲帕维尔是苏维埃矿业理事会的总工程师，经常出差去西伯利亚；而母亲尼娜仍在莫斯科上学，无法承担幼儿的照料工作。祖母是商人的妻子，守旧且虔诚，对叶夫根尼娅的成长影响甚巨。她上学的第一天，祖母给了她一个小十字架，藏在上衣里面，结果被一伙男生发现，并遭到取笑。他们用手指着她大喊—“她信上帝！”给叶夫根尼娅带来极大的创伤。她变得内向，即使受邀加入少先队，她也拒绝了。在她那个年龄，这实在是罕见的抗议行动。后来，她也拒绝加入共青团。[75]

鲍里斯·加夫里洛夫出生于1921年，父亲是资深党员，担任列宁格勒郊区一家工厂的经理，母亲是一名教师。鲍里斯由外祖母—象牙富商的遗孀—带大，她的宗教信仰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