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早期国歌

迷死人的故事 作者:郑培凯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所谓“国家”,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nation state),在意义上有本质的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发展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理想的统治格局是:天子垂拱而治,八荒宾服。虽然知道有笼统而模糊的权力控制范围,知道“本朝”直辖的政治行政疆域,却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也没有什么国际法庭上不断论争的领土、领海、领空的权限认知,当然也就没有现代形式的国歌、国旗,乃至于国徽、国花之类的花样。

西潮东渐之后,中国人跟着现代西方邯郸学步,学民族国家的新观念与新花样,一波接一波,大西洋风起云涌,太平洋就刮十二级台风,变幻莫测,层出不穷。将来会不会有人提倡国草、国鱼、国兽、国虫,来凝聚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也很难讲。不过,这种趋势倒令我觉得,现代人在发展自我与族群存在意识的同时,充满了个体、团体,以至于国体的认同危机感,对自己生存的世界充满了心理的狐疑不安,再也没有“清风明月”的爽朗乐观,没有“鸢飞鱼跃”的活泼心境,没有“民胞物与”的宽大胸怀。除了高瞻远瞩的国家领导与“极高明而致中庸”的思想家,谁也不讲天人合一,不讲和谐发展,只沦落到跟你讲权限,讲所有权、知情权、隐私权、智慧财产权,讲“公权力”的界限,讲婚姻权益的各种分配与归属,讲财产赠与权及遗产继承权是否交由风水先生处理。好像一切人伦事理、生命意义、对酒当歌、独坐幽篁、五陵衣马、鱼龙寂寞,都可以通过契约、法条与协定,把自己与外在世界区划得清清楚楚。实在感到孤绝了,“茕茕独立于天地间”,怎么办?还好,有国歌、国旗、国徽、国花、国鸟、国虫、国画、国学,不一而足,可以寄托自己游离的心情,甚至可以赋以激情,把异化了的疏离感,借着具体的事物,升华为现代化的民族象征。

中国有国歌,是近百年的“新生事物”,起源并不光荣伟大,只是为了应对西方国情与外交仪节的需要。一八九六年,清朝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访问西欧和俄罗斯。西方例行的外交仪式,要奏国歌,而清廷却从未订定过国歌。怎么办?李鸿章脑子还算灵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临时编了一首七绝诗,配以古曲,混充国歌使用:“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洋人听了似乎颇为受用,觉得中国的“国歌”有其特色。此曲后来就以“准国歌”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仙乐飘飘处处闻”了一阵子。后来改称《李中堂乐》,显然是表明了并非“钦定”的国歌。

一九一一年十月四日,清廷正式制定了“国乐”(即是国歌),谕旨是这么说的:“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协和,着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这是中国第一次由国家颁布的国歌,名为《巩金瓯》:“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国歌由编译《天演论》的严复作曲,一等镇国将军溥侗(即戏曲界赫赫有名的红豆馆主)作词。词语虽然古雅生涩,意思却很明白,就是要保卫大清疆土,国泰民安。

国歌颁布之后六天,爆发了武昌起义。也不知道这首钦定的国歌到底唱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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