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辛格：图宾根从来没有能同时得到来自各方面的赞誉。书评中对我的个别著作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是还不免很客气地补充上一句：严肃的学术看起来应该是另外的样子。人们把我们的著作归类为报纸的文化专栏——对我来说是一个倍受尊重的类别！但是，有时候其目的在于，以此来把我或者图宾根人排除在学术圈之外。

柯尼希：从专业以外的角度看，民俗学热衷于琐碎事项，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够系统。这些印象不时得到强化，因为民俗学在很多方面，比如将日常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关注平民社区、使用宽泛的文化概念等，不时地遭到误解。对图宾根趋向的排斥并非仅仅是出于专业内部的动机，也不光是民俗学的问题。在八十年代，当社会史开始转向日常生活史的时候，它们也受到来自本学科内部的指责和非难，其情形与民俗学相似。

鲍辛格：其他学科有时候也指责我们所做的不是真正的学术。其中原因之一也许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太不起眼。在一次关于“日常存在的程式化”系列讲座中，我提到我的一位女邻居不管天气如何总是每天开窗晾被子。很快就有人告诉我说，另外一个系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女讲师说，她再也不来听鲍辛格的讲座了，因为鲍辛格在“文化”这个关键词下讲人们怎样抖被子。另外一个原因肯定在于写作的风格和方式，我们研究所几乎所有的人都更愿意用能看懂的、形象化的语言来写作，我们不愿意写那种专家式的德语。

彻费恩：问题的关键是，不是谁都有这样的天赋和才气来这样做。在教学中我们有时不免也要问，对某些学生来说，图宾根文化学的写作艺术典范是不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或者说，是在不应该的地方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他们过快地将风格和个性置于内容之上。

鲍辛格：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但是我以为不应该就因此放弃。当然我们也必须强调我们的学术性，必须能够运用抽象的、理论性的表述，准确的引文以及给出引文的正确出处也属于基本技能。在这些能力之外，在很多职业领域，人们必须有能力进行优美、清楚的写作表达——在我看来，学术本身也有必要在表述上进行理性的压缩。目前的许多学术领域，研究成果多如牛毛。如果一个人受好强心驱使或者被要求处理全部相关材料，那就只能导致可悲的工作方式。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些博士生身上看到这样的情形：他们在做西绪弗斯的工作，一直埋头在关于某个题目新出现的著作或者他们自己新近发现的与该题目相关的著作，但是一直无法完成自己的论文。如果导师能够有勇气接受一篇在文献上有疏漏的学位论文，这类情况大体上就可以避免。

柯尼希：如果我们看一下与鲍辛格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学术文化，看一下与他同时代人在各自的著作中表达出来的对他的基本态度和回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旧民俗学的叛离早在1968年以前就开始了。也许我们还应该更精确地看一下，内容上的新取向到底如何。也许我们可以说，对旧民俗学的些微叛离开始于您的教授论文《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

鲍辛格：在个别问题上并非一定如此。这是一本遭遇了很多批评（评论）的书——多得几乎让人无法一目了然，许多批评都源于把它看成民俗学著作。一些批评涉及的都是尚处于民俗学死角的领域。我要考虑的是民间文化与技术的显现形式间的互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确较少考虑到它与此前的民俗学的对接性。这里要表达的是一种对传统民俗学力图将所有技术因素排除在外的想法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