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费恩：我们已经提到过，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成果不为其他学科所关注的趋势，部分地可能是我们这个专业总体上的展演问题，即如何介绍自己的成果和如何引起他人的关注。从自我批评的角度，也必须指出自身的问题所在。其可能的问题是，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差距，在专业公众中传播上的缺陷。但是也有一些出色的研究著作，在专业之外也获得了巨大的关注：智识阶层很早就对这些题目和领域显示出兴趣：底层的生活方式、工人文化、“低俗的意义”或者说抗议文化的形式即街头抗议史，还有那些包括在性别史当中的内容，像关于1848年革命的那本书。是否可以说，这类引人注意和不引人注意的动力左右了这个小专业的格局呢？——这个专业在人员配备上与其他专业有所不同，在获取大学以外的资源方面也能力有限。换个问法：在多大程度上，转向不太惹人注意的领域这一研究取向反作用于民俗学专业本身和它的名声呢？

鲍辛格：一直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我们专业的角色被低估或者被忽略了。当我看其他专业的著作时——文学研究、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学，在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中，缺少我们专业的重要著作。这可能一方面与被称为支柱化（Vers?ulung）的现象有关。这些专业由于有固定的结构因而对外封闭。简单地说，在大专业中，需要去读的著作那么多，人们就很乐于放弃些不那么直接相关的其他著作。但是，这也和我们自身有关系。文化学一直有些低调，把自己看成一个人员有限的小专业。在学术研究这场音乐会上，我们一直不引人注意，也许是太不引人注意了。但是我也要强调另外一个方向：我们专业从事的研究，无论如何不是孤独的拓荒，它们多方面地得益于相邻的学科和宏大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