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设备不言而喻地嵌入民间世界，这一点在语言态度中变得非常明显。许多命名活动都为技术现象赋予了民间习俗的习惯说法；助产婆的“鹳鸟车”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像“lange Leitung”或“auf der Leitung stehen”这样的技术形象主宰着口语，而口语词典也提供了许多类似的例证。甚至固定的惯用语早就形成了：比如，说一个小伙子，如果火车头系着围裙，他也会跟在后面穷追不舍。这冷眼一看似乎是非常个性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广为流传的套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老头不是快车”这种说法也已经出现在士兵的歌曲中：

少尉得值班，

我们能安闲，

老头不是快车，

他只是乘客一个。

在驶出加油站时，本地人能够听到“您开好它！”这样的祝愿——通过一个轻微的变动，“您做好它！”这个旧习语就适应了新的情境：“它”在这里不是汽车，而几乎是一个人可能遇到的一切事情的总和——新习语首先只是作为先前习语的变体才有意义；但也有可能，它脱离了旧习语而变得与旧习语一样明白易懂和不言而喻。

人们很容易批评说，在这些例子中，技术性的东西成为民间文化主体这一更具决定性的进程都变得无足轻重了：技术设备在这些例子中甚至在到处都只是附带的道具，或者无论如何都是文化表达的对象。电影和广播、电唱机和技术的批量生产——人们在此看到了对民间文化而言的真正危险；这些也常常是民间世界与技术世界的对立的实际停靠点。然而，考察技术因素自然而然地进入文化表达这一现象，就会提醒我们做出更清醒的判断：技术的“自然性”和技术的魔鬼性都能找到。彼得·霍夫施特泰尔（Peter R. Hofst?tter）已经在大众心理学批判中说出了这种设想，“把我们的文化诊断为‘大众化’的状态远比把它描述为‘孤单化’的状态恰当得多。我们更多地需要从偶尔退化的角度来看群体，因为人已经与群体疏远了”。或许那种认为民间文化在不断衰落的主张也要以类似的方式得到限制：这种主张似乎也部分地是文化载体阶层“孤单化”的后果，它力图把民间文化当作单一图景来衡量，这不再符合事实。如果预先把一切技术化形式排除在“大众文化”或“文明现象”之外，民间文化就会敏感地萎缩：当代民俗学就这样变成了遗留物研究，尽管它会经常要求自己能够提供世界观的主导景象。

将技术带来的财富排除在观察范围之外，这一倾向的强烈程度也表明，即便像“下沉的文化财富”这样经得起折腾的观点，也很少能够动摇对一种多产的、自己生成的民间文化——即“民众的灵魂”——的信念。的确，“自立”与“非自立”的对立，总是已经把高雅文化与民间文化分隔开来的对立。进一步的考察表明，这些对立根本不是绝对的，例如，再生产的过程可能具有完全独立的轨迹。这种关联中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也是非常相对的概念。在人的“被动”官能中，总是隐藏着一定的主动性；新近的语言心理学正确地将听和说放得很近。在我们的学科中，其实际的表现是很多由电影引起的临时性的复述，或者也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中，即唱片和收音机都没有妨碍主动的再生产：流行歌曲不仅是用来听的，也是用来唱的；自从有了收音机以来，歌咏协会成员的数目不是下降了，而是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