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里雯

定居者

一年前，我和于威先后搬到了柏林。我学德语，她带娃。她这个浑身本事的前媒体高管，被清洗浴缸和擦玻璃这样的破事愁了半年，每天在微信上给自己励志，但好像见效甚微。不到一年，她就抛下位于柏林时髦社区的豪宅、欧洲的蓝天和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奔回了烟熏雾绕的北京。到4月花开，单向空间已经从一家举办周末文化沙龙的书店，疯长成了一家举办周末文化沙龙的书店，一家卖书的清新厨艺学校，一个Steampunk风格总部和一个顽皮社交媒体组成的活力中心。我们在过去十多年工作里结识的朋友们，也都从不同的机构里返回单向空间，就像河溪入海一样顺理成章。他们每天谈论八卦、历史、文学和文化，喝酒吃火锅，在巨大的垃圾场上顽强而快乐地种植西西弗斯的花朵。

我们不喜欢陌生人 / 他们在雨天推门而入 / 他们的脸笼罩雾气 / 潮湿的手指微微闪烁 / 暗示我们忘却的来路

我在柏林的办公室里用微信偶尔得知这些碎片。办公室在一个20世纪初简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里，高窗面对天井，窗下总有人在抽烟。当我想念北京的时候，就打开窗户。对面下方有一家厨艺学校，成年学员们绕着钢铁灶台勤奋学习，再到楼下临街的餐馆里立即付诸实施，中途休息时间就在我窗下跟拖拉机引擎一样地抽烟。这个餐馆价格只有通常市价的一半，因为食客其实是厨师们的实验小白鼠：半生的寿司，寡淡的三文鱼面，偶尔也有美味的猪排和鱼排。收银员一抬手臂袖口露出文身，殷勤为女士穿上大衣的侍者笑出一口烂牙，厨子们有的胳膊粗大，睥睨四方，有的穿着放荡。但他们都很敬业，没有人不珍惜这个离开监狱之后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

我时常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去给这个餐馆捧场，因为觉得自己很像他们的同道，像叛逃者在异地努力获得新生。夏天临近，我会在回家的路上偶尔流连，借着晚上9点才灭的天光想想更重要但无用的事情。虽然我有意放慢速度，可柏林的陌生感仍像冰川一样迅速融化，即将把我再度裸露在熟悉造就的厌倦感中。过度的熟悉带来可怕的麻木，和我持续与之战斗的抑郁。作为一个曾经的全球搬家户，我感到地球的面积很快就要不够用了。在前半生以搬家未能解决的一切，只能在后半生以牢牢扎根来试图解决。

我们已在水草丰足的地方 / 驻扎了身体和灵魂 / 陌生人却带来棋子 / 教我们学会犹疑，拼杀 / 和不甘的死亡

对习惯于逃跑的人来说，柏林是个扎根的好地方，除了纳粹时期，它习惯于接纳情愿或不情愿的游荡者。黑格尔躲避霍乱时还曾在我住的区域暂居过，最终病死在柏林。纳博科夫在柏林的15年里，一直躲在柏林俄罗斯人的世界中，结果构造了一个以他命名的柏林。瓦尔特·本雅明坎坷的一生里，柏林总是他的返回之地，直到纳粹上台断绝了这个念想。如今欧洲和平，柏林就成了欧洲最便宜的创意中心，吸引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大导演来制作电影，也适合许多只说不做的文艺青年在这里浪费时光。某位著名的大肚子中国艺术家在被“禁足”之前，在这里还有一个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