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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爹累死在挖渠的工地上了，革委会主任派了几个年轻人把尸首抬回家来。她摸索着用毛巾把爹的尸首从脸到手一点点擦干净。这时她听到革委会主任在她身后说，你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我给你背点小米吧。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怒火，她反身把湿毛巾狠狠地摔了过去，“呼”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那张猪肝脸大骂，你滚不滚？你他妈到底滚不滚？她猛地把屋门一摔，返身扑倒在地上痛哭起来。

是她害死了爹，她不知道该不该原谅自己。

他站在学校的高坡上，听着她憋在屋里唱了三天三夜。在呼啸的北风里，她高亢激昂的梆子腔愈发地悲怆凄凉。到了第四天傍晚，他的琴声响了，她的演出才停了下来。他的歌声里并没有夹带着同情和怜悯，但在舒缓的乐声里，她感到自己还有亲人，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她站起身来理好了头发，重又洗脸抹上雪花膏。她想到爹爹也会支持她的，对待恶狗就必须抄起棍子打出门去。她把水添到锅里，架火烧起来。随着风箱的开合，灶膛里的火苗一起一伏，她能感觉到这正是他歌曲的节拍。他在惨白的夕照里，看到了她屋顶上的炊烟。

处理完了爹的丧事，她抱一把月琴径直去了学校。他没想到她竟是这样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一首新歌，她只要跟着哼上几遍，曲子就会从她的琴上拨弄出来，而且有模有样，再配上她的演唱，就给歌曲里平添了一些他想象不到的内容。有时他盯着她看，自然她不会察觉。他想，她的眼睛即便看不到这个世界，但一定会洞透人们的心灵。

突然有一天，当她再赶到学校的时候，他的门上落了锁。她知道他不会不声不响地离开她，这种预感来自于她的心里。她抱着月琴在门口蹲下来，最后等累了就干脆坐在地上。他回来的时候，一弯清冷的月牙儿正悬在天上。疲惫的他正想靠在门上歇一歇，扭头看见了她。她已经靠在窗根儿下睡着了。他摇醒了她，抱歉地说，我忘了跟你打招呼了，公社里开会走得急，这几天还要开，你先别来了。她听完他的话，什么也没说，抱着琴顾自走了。他望着她的身影，深深地在心中叹了口气。

她每天还在那个时间到学校来，只是他果然不在。她用手摸摸门上的锁，听听小屋旁边的声音，也便转身走了。有时会在下坡的时候碰到革委会主任，那个人会关心地问，又学了几支新曲儿了？她懒得搭理。她想找个时间问问，公社里给他开的是个什么会？会不会是让他回城呢？在夜里，她胡思乱想睡不着，她相信自己能听到他回来的脚步，还能听到他开锁的声音。

有一天，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让人们到谷场里集合。她挤在人堆里，听到公社大卡车开了进来。人群开始变得糟乱，她听到了他的名字。从人们的言语里，她看到他就被绑在车上。他被五花大绑，脑袋后面插着木牌子，上面写着“右派”的字样。她终于知道他开的是什么样的会了。可她不明白在这样受尽折磨的会后，那个夜晚他还能用那么平静的语气对她说话。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哭了，因为她看不到自己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