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30年前，我大学刚刚毕业到媒体供职，突发奇想创办了一个《对话录》的专栏，从《北京晚报》开始，后来转到刚创刊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内容无非是采访京城文化界领袖的笔录，在当时的报刊中还算开创了一个思想采访的栏目。因为这段经历，我采访了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王力、金克木、季羡林、费孝通、吴冠中、李泽厚、刘心武等名硕，骑车不知道把北京转了多少遍。当时条件差，大部分家庭尚无电话，不管是谁，基本都是设法找到地址就去敲门，能谈就坐下来谈，不能谈就再约。

干了一年多，专栏有了些规模，有位媒体的朋友提醒我：“你把半个城的文化名士的家都跑遍了，难得这样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趁机和每位都留影作为纪念呢？日后摆出来，多辉煌呀！”这里需要提醒大家：当时相机不普及及报社不发，个人难得有。但这位朋友知道我家有架苏联的老相机，还相当好使。在他看来，我确实是什么便利都占了，却不知道利用，实在可惜！

其实，我也觉得朋友的建议有理。但是，临出门总是想不起带相机。拜访这些人，心思全想着怎么和人家对话，哪里顾得上拍照？我觉得，能有机会和自己喜欢的人长谈，才是最为难得的机会。至今我还记得金克木无情地嘲弄我对权威的崇拜：“我们年轻时和你们不一样。脑子里有什么问题，就自己去看书，去想，寻求答案，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写文章、放炮。看看你，年纪轻轻，怎么有问题要毕恭毕敬地跑到我这个随时准备进八宝山的老头这里来求教？”这里不乏自谦和自嘲，但他也确实看准了我没出息的软肋：缺乏独立思考的基本信心。这话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多少年，后来导致我放弃记者生涯，转入研究，阴差阳错地走到今天。

最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雪莉·透克的文章，开篇讲的是一段类似的事情，但用的是不同的角度。她有位朋友是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在洛杉矶街头经常成为追星族们的目标，大家纷纷拿着手机要拍照。他对自己的粉丝相当客气，但拒绝和粉丝合影，而是要和粉丝攀谈：你的音乐口味？对我的哪段小品喜欢？有什么意见？等等。粉丝们的狂热劲儿一下子褪去许多，谈不出所以然来，最后带着没有和名人自拍的手机失望地离去。

雪莉·透克以研究新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而知名，其《屏幕上的生活》、《第二个自我》，都是聚焦于计算机对工作习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自我形成等方面的影响。2011年她出版的《孤独地在一起》，则是探讨移动通讯技术对当今一代人的冲击。她用阿兹·安萨里作为例证来说明自己的主题：阿兹·安萨里主动和自己的粉丝们对话。难道这些粉丝蜂拥而至，不是要和自己有一些交流吗？但他马上发现：粉丝们要的不是和他互动的经验，他们要的是记录，即用手机自拍下和他在一起的景象。自拍的功能就在这里：用摄像标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时刻，不惜为此打断我们生活的经验本身。久而久之，经验已经不重要，甚至干脆消失，只要能抓住那个镜头存到手机里就行。

为什么大家对用自拍记录自己的生活如此着魔？因为自拍的下一步是分享。套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句式，就是“我分享，所以我存在”。不自拍记录自己的生活并把这种记录分享，似乎就是没有生活过。其实，这种通过自拍记录下来的，并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停顿。大家在那一刻都忘掉正在从事的活动，对着手机自我“冷冻”成形，中国人还特喜欢伸手打个V字。于是，大家不停地自拍、传送分享。这些活动，不仅在教室、会议中进行，甚至侵犯到剧场、餐桌、葬礼，甚至夫妻情侣上了床也各忙各的短信。奥巴马在曼德拉的葬礼上和丹麦女首相施密特热络自拍，惹得第一夫人米歇尔一脸愠怒的照片，曾在媒体上走红。严肃的读者并不会对奥巴马是否当着妻子的面和女首相调情的小报主题浮想联翩，但是，大家都是国家首脑，每时每刻都被摄像机盯得紧紧的，难道这还不够？在这么一个历史性的葬礼上，用自拍来另开一台戏，在肃穆的场合中自寻快乐，岂不有失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