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年轻时当嬉皮士造反，到八九十年代则功成名就，变身为社会主流，挣的钱也比被他们推翻的父辈多得多，可谓是“从造反到招安”。等他们为人父母时，则索性向自己的孩子传授“为招安而造反”的秘籍：鼓励孩子们突破体制，挑战成规，最终目的还是事业成功，获得社会承认。从六十年代至今，美国在消化、吸收这种青春反叛的过程中，也变得越来越有弹性，乃至能把这些不稳定因素转化为社会的核心创造力。

相比之下，从众、随流、依赖体制的心态，则已成为中国教育的痼疾。如果不加以改变，年轻一代就会丧失创造力，中国的竞争力就会受到顿挫。

总有人会说，中美国情不同，不能简单比较。我完全同意。但是，当今教育的种种怪现象，即使放在中国的国情中也是匪夷所思。比如，大学生就业危机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目前甚至形成了就业的脑体倒挂，即大学生的失业率比高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都高。大学生起薪比不上技工，甚至比不上民工的新闻也不绝于耳。与此同时，高考竞争还是那么白热化。“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应试誓言，把我们这些三十多年前的高考老兵也雷得目瞪口呆。我反复问家长和孩子：有什么好争的？为什么不能放松点，想想人生的大战略？我们当年围着高考指挥棒转，还有道理可讲：第一，那是中国最为公平的游戏规则。第二，赢了高考，确实赢了人生的开局。不仅一入学身份就成了干部，而且毕业时工作有保证。干部身份一年后就转正，差不多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了。那时市场经济还未展开，没有太多其他出路呀。现在呢，眼看着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还要如此拼命地挤这条路，这不仿佛是大家打破头疯抢明明要跌的股票吗？

中国教育的这种怪现状，已经成了世界奇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曾在头版刊登了长篇报道。《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中的主人公，是位二十几岁的青年。他在一个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小大学”毕业，苦苦地要找一个坐办公室的职位。哪怕工厂有现成的工作，工资高一倍多，也不为所动。理由是身为大学生不愿意干“脏活儿”，要有个体面的身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更稳定。待业期间，他则要靠自己五十多岁的父亲到建筑工地干“脏活儿”来养活。《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一位主人公则更为奇特：24岁，清华研究生毕业，父母是颇为成功的私人企业家，真可谓天之骄子了。但是，他苦苦申请了三十多家国有企业的工作，得到四个面试机会，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投身私营企业的条件相当好，但毫无兴趣，其中一个原因是觉得风险太大。而他的父母也在一旁推波助澜，觉得儿子在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拿到职位，对自己的家族企业大有助益。

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比较了自身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所中国顶尖大学工程系学生的创业态度。这些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抽象地表示愿意创业。但是，当真正面临选择时，只有3%的中国学生表示自己会参与创业，斯坦福大学学生的比例高达22%。希望到政府部门工作的中国学生，则要比斯坦福大学学生高十倍。另据2010年清华大学的一项对中国50所大学的调查，2/3的学生想进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只有11%的学生希望自己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