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胡佛

杜鲁门和胡佛合力阻止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现在剩下的是要阻止另一场战争。

已经很清楚的是，在未来欧洲走向以及实力均衡问题上，苏联人和美国人看法不一致。美国人最想做的是撤军、复苏和重建，他们反对欧洲大陆事务，因为那会让美国卷入苦战。在这个时期，杜鲁门明白已经没有了回头路。现在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必须领导世界。

然而，让美国人民接受这个观点，让共和党国会接受这个观点，那需要能量、创新、运气以及那种只有总统俱乐部能提供的超级说客。

杜鲁门想做的事情野心太大，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即使当时并不处于政治困难时期。战争结束时，杜鲁门的支持率高达80%；到1946年底，支持率跌至32%。有人批评他愚蠢、庸俗，内阁会议迟缓，批评他会说错话。1946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不要他出力帮忙；有些候选人在集会上播放已故罗斯福总统的演讲。他的政党惨败，国会在16年内首次落入共和党人手中。

德国问题

1947年初，杜鲁门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处理德国问题，这是自战争结束后的焦点问题。我们是否要让它保持羸弱，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永远不会再成为威胁的国家？或者，德国是否注定要成为欧洲经济的引擎，是否让它越快地站起来，对大家才更好？杜鲁门和胡佛认同后一种观点；而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共和党国会批准一项大规模的援助德国计划。

杜鲁门需要找一位使者，这位使者必须要具有胡佛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政治影响力，而不是某个无名小卒或外交家。这有他自己的理由。总统的政治动机即便是在那时也是透明的。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是这样说的：“总统希望调查者的调查结果能让国会共和党人印象深刻。”杜鲁门希望获得3亿美元；如果胡佛回来后确定美国的方法行之有效的话，他就有更大把握获得那笔钱。当然，如果胡佛在第三次海外出使回国后反对总统的优先事项的话，杜鲁门将面临更大的问题。不管杜鲁门对胡佛有多信任，都能在这次任务中获得检验，而杜鲁门自己也甘愿冒险。

现在，政府里有些人在积极密谋，企图削弱总统俱乐部的影响力。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派胡佛回欧洲当超级大使惹恼了陆军部的人，“让职业外交家们感到严重担忧。” 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即将上任，德国经济统一的任务应该优先排在他的议程之中。马歇尔很快要去参加莫斯科外长会议，商讨德国和奥地利的最终和平条款。有消息称，让胡佛参一脚“让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问题在此刻是多么微妙”。德国正遭受严冬，柏林的气温降到了零度，人们因严寒而冻死，食物、燃料和生活必需品太少。胡佛的观点是，德国需要开始依靠自己。但是国务院认为，如果要让德国成为西方的堡垒，这将要求改写波茨坦会晤制定的规则，而规则要求让德国工业疲软到在未来不能发起任何战争。

胡佛回忆：“当我回电华盛顿答应前去和总统谈话时，我很平静。”他最终还是去了。他确保在去白宫之前和国会的共和党领导人见了面；一些领导人后来承认，尽管他们想支持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就像老传统那样，他们希望有某种政治掩护。正如《时代》周刊报道，“如果胡佛报告中的观点碰巧和总统的观点一致的话”，共和党议员“将不会因为批准了政府的计划而承担任何责任”。

当胡佛抵达白宫时，正如他所说的，杜鲁门对报纸上的报道“非常愤怒”。胡佛坐到杜鲁门办公桌旁，写下了他对此次任务的看法，这样就不会有误会了。他同意对德国复苏进行“充分研究”，保证完全的自由，尽管杜鲁门提醒他注意“国务院的一些重要人物”。

2月2日，胡佛开始了他为期三周的征途，这绝不是去游览。他已是72岁高龄了。由于当地的政府大楼没有暖气，他还得裹着大衣和毛毯每天工作14个多小时。他几次患上了重感冒，还在纽芬兰的一次DC-4飞机急降中伤了自己的耳膜，听力也因此遭到永久性破坏。粮食再次变得极为稀有；他的一项方案是利用军队富余的配给在德国全国范围内建立食堂和施粥场，从而让350万小学生能在中午吃上一顿热餐。

胡佛一回来就向杜鲁门汇报了德国面临的苦难。第二天，他花了一天时间和内阁官员谈话，包括和国务卿马歇尔开了两个小时会议。此外，他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陈词，并和25位议员共进了午餐。

回到纽约后，胡佛写了份关于奥地利的报告，并安排和杜鲁门再次碰面。总统一读到报告就坐下来写了封感谢信。杜鲁门写道：“对您愿意为陆军部和我做这两份调查，我想再次向您表达我的最高谢意。您对德国和奥地利局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确定，这将对莫斯科会议产生影响。”他确实需要表示感谢，因为他刚邀请重要议员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白宫会议，让他们知道，英国因为面临自身经济问题，他们已担不起拯救希腊和土耳其的责任。那副担子不是落到美国身上，就是落在苏联身上。后来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决定了到底是哪一方。美国再也不能偏安于大洋一边，而让欧洲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务了。

3月12日，星期三，杜鲁门和胡佛在早上见了面；胡佛拒绝监督美国的救济工作，但他再次强调了控制援助资金使用方式的重要性。后来，杜鲁门前往国会。在那里，他提出了一项全新的使用美国援助和权力的框架。他要求为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援助，认为极权国家对自由人民的高压和恐吓损害了世界和平。他宣称：“我认为，我们要支持自由人民，他们在抵制少数派武装或外部压力，这一点必须成为美国的方针。”

记者注意到，议员们很震惊，看起来显得“有些困惑”，因为他们“在21分钟内看到他们国家的外交方针发生了急剧变化”。有证据表明“一场大规模的国会暴风雨正在形成”。尤其是共和党人，要想让他们支持民主党总统，并给他开一张巨额支票，让他按照美国的形象重塑世界，他们显然很不乐意这么做。

因此，在这次改革中，脚踏实地的胡佛是杜鲁门极其重要的盟友。他整个春天都在强调美国援助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如果能有效管理，避免错用援助的话，援助将最终带来回报。

他安排和10位共和党议员共进了早餐，但是告诉他的朋友理查德，尽管杜鲁门邀请他住到白宫斜对面供外国元首下榻的布莱尔宾馆，他没有接受，“因为这不能让他享有他所希望的独立性；这暗示了布莱尔宾馆可能会被白宫连线。”胡佛在双方之间斡旋，他认为这符合国家利益：他不相信杜鲁门会浪费，也不信奉共和党人的孤立主义。

当议案最终成形时，其中包括了胡佛提出的许多关于成本控制的建议。于是，从他和杜鲁门共同奠定的基础上，美国的政治大厦冉冉升起，那就是“马歇尔计划”。杜鲁门再一次有充分的理由感谢他那令人惊异的——尤其有影响力的——盟友。

1947年一整年，杜鲁门给他那骄傲的伙伴抛出了一系列橄榄枝。4月，他签署了一项国会决议，恢复了“胡佛大坝”名称：在签署决议时，他用了4支笔，并要求将笔都送给胡佛。

一个月后，华盛顿政治精英的烧烤晚宴上，胡佛现身。这也是他自1932年以来首次出现在这样的活动上。这种史无前例的合作关系终于公开了。由于杜鲁门连任选举临近，胡佛说，他想避免“暗示，说我想让他加入我独家的前总统俱乐部”。他很同情杜鲁门，因为杜鲁门将面对反对派国会的严峻考验。他说：“这里，我再一次比任何其他活着的人都要更同情杜鲁门先生。”接着他赞扬了杜鲁门的优点和原则：“尽管我们面临着成千上万个海外危机，他依然在美国的国土上巍然而立。他给白宫带来了亲民的新动力。”

胡佛说完后，杜鲁门接过话，并写下一句话：“非常尊敬和感谢这位伟大人物。”12月，杜鲁门邀请胡佛参加白宫的招待会；后来一个月，杜鲁门邀请胡佛使用位于西屿的总统度假胜地。当杜鲁门一家在白宫挂了一幅胡佛夫人的画像时，胡佛尤其感动。

杜鲁门在白宫任职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感受到他的前任能给予他的帮助，那种帮助或许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也不会因自负而羞于启齿。胡佛也找到了还礼的方式；在杜鲁门政府的最后一年，国会开始对公职人员工资征税，包括总统的工资。这对像胡佛和罗斯福这样的富人来说根本无所谓，他们到1944年就已经将自己一半的工资纳了税。但对于杜鲁门这样的总是那么困窘的人来说，征税的影响就很大了。白宫职员和佣人的工资由政府支付，但政府不负担他们的饭菜。如果只是家庭饮食的话，那么杜鲁门吃的往往是剩饭剩菜。杜鲁门跟他的朋友说，他每周带回家的工资基本上是80美元左右。

胡佛帮助并领导了给总统涨工资的行动。胡佛认为，如果杜鲁门每月能余些烟钱的话（杜鲁门并不抽烟），他将很幸运。1949年初，国会最终投票批准将他的工资提高到10万美元，涨了三分之一，并且给他的报销额度增加了5万美元免税资金，供其自由使用。

总统俱乐部的礼物

国会给总统更多的钱是一回事，给他更大的权力是另一回事。

杜鲁门再一次有求于胡佛，希望获得更大权力。

自1798年以来，美国行政机构全面的改革中，起码有过6次这样的尝试。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都曾被寄予厚望，但最终却没见到任何成效。

大多数行政机构改革试图限制总统权力，但是，当代总统管辖的乱糟糟的机构并不能很好地为总统服务。1945年5月，杜鲁门做了第一次国会咨文，当时他就请求当局重组行政机构。胡佛在那时支持了他；他给俄亥俄州国会议员乔治·班德写信（同时确保杜鲁门也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他说：“35年来，连续6位总统建议实行重组。这35年中，行政机构间政策上的重复、浪费和冲突就跟丑闻一般。”杜鲁门感谢他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这场战斗已拖延很长时间了，但始终没有成果。得知您原则上赞同这项议案，很是鼓舞人心。”而在这场战斗中，胡佛的知识也随之派上用场。

但是，在杜鲁门首届任期中，国会成功阻击了他的重组努力。尤其是在1946年共和党接管国会之后，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建立更小的政府，而不是更有效的政府。胡佛的政府每年耗费40亿美元；在战后岁月，杜鲁门政府的耗费要超出那10倍。之前的60.4万名雇员现在已上升至200万人。政府支出占全美GDP的四分之一，它拥有5000多座大楼，100万辆轿车和卡车，油漆厂和锯木厂，在维尔京群岛上还有一座酿酒厂，在田纳西州拥有年产值2000万美元的化肥厂。哪怕是哥伦比亚河里的一条鲑鱼，只要它游到上游产卵，它就会受到12个不同的联邦机构管辖。

于是，1947年7月，国会成立了政府行政机构组织委员会，与过去的机构相比，这个委员会有更多自主权。委员会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公有行业中“促进经济、提高效率和改善服务”；它要在1948年11月提交报告，确保能为新任共和党总统清理门户提供蓝图。议长乔·马丁任命胡佛参加专家小组，而胡佛和往常一样，如果不担任专家组主席的话，他就拒绝参加。

作为唯一还活着的前总统、一位令人尊敬的并且和共和党国会关系亲密的老政治家，胡佛自然成为首选：对于那些决心废除罗斯福政策的人来说，他们乐意委托胡佛给那些“自称为自由派人士的叛国者”以致命一击，并且为公共领域引进健康的管理制度。

但是，虽然这个时候杜鲁门对胡佛的能力已深信不疑，胡佛的共和党支持者们对此还不清楚。那就是几乎所有前任总统都拥有的强大推动力：你会保护总统职位，而不管此刻是谁在总统这个位置上。胡佛的委员会助手唐·普莱斯说：“胡佛先生绝不会攻击总统职位。”胡佛在国家危机时担任此职，他还因为未能多出力解放总统职位而承担过错；如果他成功转变总统职位的话，他能保护他的继任者们免遭相似的命运。

一些民主党人认为，杜鲁门非正式签署了可能破坏他整个议程的法案，这显得很幼稚。但是杜鲁门现在已经感觉到，胡佛并不反对加强总统职位并让这个职位更富于组织性这个想法，他同意罗斯福选择的使用方式。杜鲁门要求委员会发回“你们最中肯的调查结果，不要管别人高不高兴。”当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抗议时，杜鲁门将其顶了回去。他说，胡佛是“我所知道的最佳人选，他将为我完成这份工作……你们政客不要干涉他，我们会在政府中找到组织性的。现在，萨姆，就跟您讲这些，请您也帮忙”。

胡佛把这件事称为他的“最后一次对公服务”。委员会有权检查2500个部门和机构，期望削减400亿美元的预算。比如说，大约一半的政府采购订单将用在采购那些成本低于10美元的东西，而实际上，处理这些订单的文书工作的成本却达到了11.20美元。胡佛预测，如果成立中央采购机构来精简政府手续，每年将节约2.5亿美元。

胡佛成立了24支突击队，他们秘密见面；他雇佣了研究人员，招募了专家，包括两位前内阁成员、13位副部长、3位前参议员和5位州长，以及10位大学校长。许多人都有节约和支持商业的好习惯，他们帮助稳住了委员会的方向，这个小组从不因党派私见而分裂。杜鲁门的代表努力拖延对“新政”机构的攻击，但是他们人数不够。詹姆斯·罗律师就是委员会的一员，他是新政支持者，在罗斯福到约翰逊时期一直担当总统顾问。据他回忆：“胡佛会认为，他将利用这个委员会从实质上来推翻新政。我认为他是位非常热心、非常真诚的人。他是个工作狂。现在已经75岁了。我记得我们过去常常一直工作到星期六早上才分开，分开时他还会说‘我在下周一早上会带回三份报告的草案。’他乘火车，整个周六和周日都会花在工作上；而在坐火车回来的路上，他那些报告就已经写好了。报告写得可能不是很好，风格糟糕，但他会一直做修改。”

他们是想帮助政府“以更小代价做更多事情”，但是对于保守派而言，这实际是“以更小代价做更少事情”。在一份他从未发表的关于委员会的回忆录里，胡佛把杜鲁门的代表描述成“马屁精……他们都相信共和党将赢得大选，他们很少恭维杜鲁门先生。有时候，我看起来是唯一一个替他说好话的人”。

还有一个领域是胡佛拒绝让别人代理的：那就是总统的待遇。他说：“我想我自己会接受那待遇，还有谁能更了解这点呢？”

他向杜鲁门的预算主管詹姆斯·韦伯求助，告诉他，他将亲自调查总统职位的需求；韦伯对杜鲁门说，这“是可喜的进展”。韦伯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观点，“让那些未担任过总统或从未和总统有过特别亲密关系的人来衡量那些提案，这将很困难。从我和胡佛的几次谈话中，我相信他知道其中的难度，他知道处理整个问题将很困难。”

与此同时，另一场选战……

胡佛不想给杜鲁门带去更多麻烦，而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总统大选中的竞争对手将很可能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同时，胡佛也不想让自己那宝贵的委员会成为党派争来争去的橄榄球。他和杜鲁门的白宫发言人查理·罗斯共进了午餐，告诉他，共和党大会邀请他发表主旨演讲，但他拒绝了——从这点你可以看出他在修复名誉上取得了多大进步。他向罗斯保证他只扮演一个小角色，避免任何对总统的攻击。这种姿态并未在白宫赢得广泛的欢迎。据白宫助理新闻发言人艾尔斯所说，在白宫内部会议上，“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其他人笑着表示，他们非常遗憾胡佛未担任共和党主旨发言人，因为他们觉得这反倒会帮助民主党人。”

胡佛在共和党大会上发了言。《时代》周刊报道：“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有些共和党人被猛烈攻击，但胡佛的演讲抛开了党派之争，而谈论了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强调了加强西欧和捍卫自由的重要性。杜鲁门写信给胡佛，赞扬了他那“政治家的说话方式”：“有些人认为，政治只不过是场游戏，是为赢得个人利益的游戏，如果您听从了他们的劝告，那您就是在浪费时间。”

有人可能会指望总统大选将不会成为两名对手的嗜血斗争。杜鲁门声称他信仰那种绅士般的选战。杜鲁门曾说：“如果你不攻击那些曾经帮助过你而且还是你朋友的人，你就不能赢得大选的话，那就不值得赢。”但是，当竞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他的这种信仰就被放弃了。

或许是习惯早已根深蒂固——所有活着的民主党人都知道怎么和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竞争。杜鲁门称，这场选战是拥有狭隘价值观的普通人和希望在每个回合都进行欺骗的共和党“权力说客”之间的斗争。在其一篇演讲中，他16次提到胡佛；没有一次是表扬他的。杜鲁门说，要是阿尔·史密斯在1928年击败胡佛就好了，“我们和整个世界将少遭受难以言表的痛苦与苦难。”竞选中，杜威的竞选火车意外倒开进伊利诺伊州的人群中，杜威称他的工程师是“疯子”，杜鲁门也以此类推：他开始把胡佛比作工程师，“把火车倒开进了休息室，让我们恐慌、萧条和绝望。”

对杜鲁门而言，这或许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政治竞争，但“胡佛先生被完全震惊了”，据詹姆斯·罗回忆：“他想不通，一个对他那么友好的人竟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说，‘胡佛先生，这是政治，他不得不这么做。’”

“嗯，我想他也会那么做的。”胡佛说。这可能只是自我安慰，但杜鲁门的话并不是他本意，他对他的参谋长约翰·斯蒂尔曼坦白：“胡佛对大萧条的责任并不比你我要多。”

而整个过程中，胡佛都没有亮出自己的武器。透过21世纪的政治斗争的镜头，很难想象的是，一位拥有致命武器的政党领袖竟为顾全大局放弃使用它。詹姆斯·赖斯顿写道，如果他的委员会在总统大选中与共和党人共享材料的话，一旦选战结束，这将成为“相当易燃的东西。然而，胡佛先生和他的成员们很谨慎地对低效、无组织性、重复和浪费的事实守口如瓶，直至大选结束”。胡佛似乎是铁了心了，他认为对总统职位的成功改革比个人的大选更重要——即便那意味着民主党人将在白宫多待4年。

杜鲁门先生的推销员

杜鲁门赢得了他历史性的连任竞选，而胡佛则继续保持他高贵的沉默。有谣言称，胡佛将退出委员会；民主党人也赢回了对国会的控制，这意味着，由未来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领导的自由派人士现在能确保他们的权力了。艾奇逊敦促杜鲁门放弃整个努力。

到此时为止，胡佛已经花了14个月和数不清多少个小时的工作完成了19份报告，约200万字。这些报告将注定会被媒体和国会严厉批评。而胡佛最大的希望是，委员会合理的提案将超越特权或党派私见的争论。

胡佛请杜鲁门的助手韦伯一起吃了午餐，向他发泄了心中的沮丧：他们是如此卖力地工作，他也相信将有共和党的总统来实施他的建议，但现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韦伯回忆：“我能做的只是让他尽量发泄吧。我说，‘这不是一位前总统应有的说话方式。如果您的工作在过去是好的，在明天也会是好的。如果您真的认为它确实好，我将竭力提醒杜鲁门，哪怕我们不能继续我们的合作。’嗯，他的脸上绽放出了微笑。在他看来，就像被罗斯福总统撵走一样，他将再次被抛弃。”

两个人边聊边走回到韦伯的办公室；然后韦伯给杜鲁门打了电话，杜鲁门那时正在西屿岛享受他大选胜利的喜悦。韦伯相信，如果杜鲁门和胡佛联手的话，杜鲁门还将受益更多。他在大选3天后给总统的备忘录里写下了他的论点。

韦伯说，共和党人通常对强大的总统权力持怀疑态度。但是，“基于我和胡佛先生的关系……我相信，现在有可能让上届共和党总统敦促您接受……新的总统行政职责，而共和党在历史上则一直反对这么做。”

韦伯对杜鲁门建议：“如果那能实现，这至少将表现出两党间的协商一致，您也将毫无疑问能够获得新的更高的总统领导权……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力。”

胡佛似乎是已经确信问题就是政府过大或政府组织性较乱。他在大选后对记者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让现有的每项政府职能都能高效运转。我们的作用不是判定这些政府职能是否应该存在。” 事实上，恰好在这个时候，杜鲁门在第二天站了出来，他再次公开表达了他对胡佛团队所做调查的支持。杜鲁门向胡佛保证，行政机构“给高效而经济的管理造成了很多困难，现在必须进行更新。这个任务，正如您和我从我们的经验中得知的，就是要将这种大的概念落实到具体而明智的行动提案中去”。

几周后，两位总统私下里承诺联手。杜鲁门几乎进行了一次秘密的总统俱乐部的内部合作。杜鲁门写道：“我一旦从祝贺信和相似文件中有所发现的话，我将很想和您谈谈整个话题。我相信，我们真的能获得一些好的结果，因为您和我完全理解让政府更高效运行需要什么。”

然而，胡佛仍然怀疑杜鲁门在委员会中的代表。理查德在拜访完胡佛后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们一直配合到11月总统大选，然后就开始制造麻烦了。毫无疑问，对所有真正恶毒的新政拥护者们来说，他们都不想揭露过去15年中的不当之处。”胡佛开始怀疑新政拥护者们在重组中违背了杜鲁门自己的利益。他继续将所有事务加入到委员会的工作之中，即使他怀疑在民主党重新掌控权力之后是否还能产生好结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首份委员会报告对公众公开了。胡佛面对的是一次复杂的政治算计，而这一点根本不是他的强项。他必须决定是否要求他想要的，或者要求他认为他所能获得的东西。他是否会削弱他的调查结果的影响力，从而对民主党人让步，还是会不计后果呢？

1949年1月7日，杜鲁门和胡佛见面讨论细节；需要清除或精简多少机构，如何让内阁成员支持委员会的建议。现在有两位来自不同政党的总统同心协力，一起扩大他们都担任过的总统一职的权力。

一周后，胡佛敦促国会授予杜鲁门重组行政机构的权力，而不用事先获得立法机构的许可。第一份报告提交的时间是在2月7日。报告说，“世界事务的关键时刻”要求，总统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对人民和国会负责。胡佛提供了27条具体的建议，包括将大约65个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机构削减三分之二。通过获得多数人投票支持，国会仍将有权在60天内否决重组安排。

在过去，国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一直反对授予总统这样的一揽子权力。当罗斯福试图进行一些细微的改革时，有人指控他梦想成为“行政独裁者”。但是，以前的所有调查研究都达不到胡佛所做工作的那种规模或详细程度，改革的需要和时机也从未这么合适……最终，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写道：“没有人在国会前有这么强大的……来自两位总统的联合支持，其中一位刚获得一场伟大的连任胜利，另一位前总统则被认为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权威人物，因为他最了解美国政府的运行方式。”

换句话说，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联合起来捍卫白宫议程，反对华盛顿其他人的狭隘利益，这亘古未有。这事实上是对总统俱乐部潜力的第一次真正的检验。

1949年2月7日，胡佛提交他第一份报告的那天，众议院通过了重组法案。《时代》周刊称其为“多年来国会所进行的最重要的投票之一。现在的方案挑战惰性、蔑视传统，让总统有权撤销……一些国会本身最喜欢做的工作。而且，它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以356票同意对9票反对通过的”。

在接下来的几周，委员会提交了关于重组国务院的更深入的报告，将国家安全和国防装备统一在一起，提高了农业计划的逻辑性，集中采购权，减少过多库存和浪费。在委员会建议的基础上，杜鲁门又给国会发了一个接一个的重组计划，而胡佛在与杜鲁门沟通的同时，他整个夏天一直在游说。7月份，在参议院致辞时，胡佛驳回了对总统计划的质疑，他责备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拉塞尔·朗说：“参议员，请不要试图在总统和我之间找差异，因为总统在这整个工作中都一直很配合。”

总统重生

虽然建议的范围太广，全部完成需耗费数年。但是，胡佛委员会的提案最终有70%完全生效，让总统加强了权力，减少了立法的干涉，简化了行政的流程。据保守估计，这帮助还节约了数十亿美元。即使至1961年，历史学家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还感谢胡佛帮助五角大楼节约了数十亿预算。

就是这样，一次不太可能的合作带来了一个新的总统职位。这个安排对他们两人都有好处：截至1951年，杜鲁门和胡佛在盖洛普“最受钦佩人物”榜单上分别排在第三和第五。两位总统一起推动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对总统职位的变革。一个为扼杀“新政”而成立的委员会，却通过它所建立的更高效的机构拯救了“新政”。事实上，1953年杜鲁门在白宫的最后一个晚上，据说他自豪地宣称自己彻底改造了白宫，从而不让未来的总统犯错误。

杜鲁门在离任时确信，前任总统们在卸任后仍能很有价值。他在多年后写道：“一个有过当总统经验的人，或者一位副总统，或者是众议院议长，他们有机会成为比任何人都熟悉我们政府的人，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寻求帮助和意见。所以，我们不能漠视那些有这样特别经验的人，不能对他们置若罔闻。至少，对我们的前任总统们要如此。”

当然，当杜鲁门写下这些的时候，他自己也成为前总统了。他那时看着他的老友和伙伴登上了总统之位，暗示他们要留心他的建议。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52年胜选总统时，总统俱乐部就有两位成员了，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然是真正的朋友了。这种友谊在后来十年不断深化，部分原因是他们都对那位当选总统的将军有种令人惊讶的敌意。

杜鲁门的预算主管弗兰克·佩斯说，杜鲁门“真正给予了胡佛作为一位前任总统应得的全部尊重和关注……我知道胡佛先生对此非常感激。尽管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人，我知道杜鲁门先生给他的待遇对他的影响有多深”。

从合作伙伴到朋友

离任后，胡佛和杜鲁门抛开了政治斗争，继续保持互动。他们一起在纽约、密苏里州独立市和佛罗里达州基拉戈市访问，为商业俱乐部提供咨询。由于他们的名字和威望经常被同时用于多种场合，为避免他们冒不值得的风险，胡佛写信给杜鲁门提议：“我认为我们需要达成一份协议，在未经我们事先磋商前，不允许邀请方诱使我们联合行动。”

1957年7月，杜鲁门邀请赫伯特·胡佛到他的总统图书馆献辞。形成自己的遗产是他们共同的使命——即使当他们发现自己这么做时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在当代总统之中，萃取遗产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图书馆，首批这么做的总统对彼此的努力都有很大的兴趣。

胡佛重新安排了他的旅行计划，答应前往，“除非天灾人祸破坏”，因为“我们独家的工会的一大重要工作就是保存总统图书馆。”

杜鲁门回信说：“您的来信是我所收到的最美好的信件之一，正如我们在密苏里州所说的，我对此非常重视。”

1962年，轮到杜鲁门为胡佛的总统图书馆献辞时，他说：“我感觉我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两人交换了他们正在写的书。当胡佛收到杜鲁门的最新作品时，他回了封他们所写过的最真挚和最亲密的一封信。他说，这本书“是最珍贵的文件之一。”他接着赞美他那违背了他的政治本能和贵格会教徒操守的民主党朋友：

这里，我想多说一些，因为您对我的友谊比您所知道的还深入我的心扉。

我在1914年放弃了一份成功的职业，投身公共服务。我的服务生涯贯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18年之久。

当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我第一时间支持总统，并乐意尽我所能提供帮助。凭借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丰富经验，我当时认为我的服务将再一次有用。然而，我没收到任何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活动仅限于不断在国会委员会中请求再请求。

当您入主白宫后，您在一个月内就向我打开了大门，让我从事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份工作——公共服务；您没有重复那些曾经在之前的岁月里出现过的不光彩的行为。

我对此及您的友谊深表感谢。

如果胡佛和杜鲁门能形成这样一种关系，更不用说两位真正有共同之处的总统携手能做什么事情了。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精心追捧，痛苦分手

有些总统，比如林肯和罗斯福，他们在任时赢得了最崇高的地位，但他们却没能活着在卸任后利用这种地位。而在20世纪的人物中，或者说除了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任何人物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就任总统前，就获得了比总统还要大的影响力。在二战中担任盟军最高统帅时，他面对的压力堪比国家元首。事实上，要比许多总统曾面对的负担更重。因此，谈及向前任总统们寻求安慰或指导，艾森豪威尔的需求微乎其微。而对于其总统遗产而言，他在就任总统和卸任总统时所受到的欢迎要胜过任何活着的人，这很罕见。

那让他成为了总统俱乐部中特别有权力的成员，而他从未真正想加入这个俱乐部。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在1945年历史的关键节点见面，时间仅在杜鲁门就任总统和艾森豪威尔击败纳粹德军几周之后。他们一起为建立美国世纪、复兴欧洲、改革军队、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国家安全机构应对冷战挑战打下了基础。艾森豪威尔称他们间的友谊是“无价的”，一直到这种友谊在1952年激烈的大选竞争中土崩瓦解。那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脱下了军装，成为了政客，并且很快发现，他最大的敌人中有一位是他的老朋友哈里·杜鲁门。他们之间的战斗从来不是真正关于政策或者政治的斗争；他们间的敌意很深，而且纯粹是个人之间的。杜鲁门认为，尽管艾森豪威尔是一名伟大的战士，但却是道德上的懦夫，不能面对自己党派的最糟糕部分。艾克对杜鲁门也同样蔑视。然而，这种蔑视混杂着内疚，因为至少在某个时刻杜鲁门是正确的。

1953年总统就职那天，他们几乎没说话。10年间，他们从互相无视转至互相侮辱。一直等到他们两人都卸任，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并排走在那个继任他们职位的人的送葬队伍中时，总统俱乐部才又和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