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固然是近代中日两国竞争发展的重要分界，但是仅仅看到中国此后公开张扬地学习日本，以及几乎举国一致的仿日风尚，仍然不足以体现日本影响中国的深度和广度。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言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发展变化的基本取向及其话语权的格局。辛亥时期，中日两国在物质层面的差距或许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巨大，有些方面甚至中国还强于日本，但是精神学问方面的差距，却不可以道里计。据留日学生监督处所办《官报》刊载的各校留日学生考试成绩表，各科成绩在二三十分的相当普遍，要想达到日本学校的合格程度，则相当困难。仅此一端，不仅可见中日两国差距之大，而且预示着还将有进一步拉大之势。

这样的反差并不一定反映整体的学术文化水准，可是因为改用了西学的知识体系和衡量标准，使得中国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和落后状态。现代中国在正式场合表达思维的重要名词，大都来自明治后日本的新汉语，不了解幕末到大正时期尤其是明治日本的历史，探源难以深入堂奥，求变也很难把握脉络。以西周助为代表的明治日本新名词的发明者，开始或许未曾料到，这些词汇的使用和通行，绝不仅仅是对应西学那样简单，而会使东亚的精神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西周助创造的许多重要概念后来虽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时却一则限于小范围课堂教授的口耳相传，二则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自身学习西学的问题，并未广泛传播和应用。可是到了井上哲次郎、冈仓天心那一代人，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通过编订辞典（如《哲学字彙》）和教科书（如《東洋哲学》、《日本美術史》）等形式，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推广各种新词汇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学理系统，使得这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名词很快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采用西方的统一标准，将原来西周用于西学的概念变成具有普适性的工具，重估东亚固有事物的价值，包括美术、哲学等等，都有了可以用西洋相同标准来衡量的东洋界域，不同的文化被纳入统一的系统框架。在重建东亚文化近代价值信念的同时，强调亚洲文化的一体性，试图借助编写各种专史将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重新排序，凸显日本的优越性，以便凭借一整套新名词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体系取得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精神领袖地位。

近代东亚各国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往往因为无法对应门类繁多的西学而根本怀疑固有文化的价值。井上哲次郎和冈仓天心等人提供的对应概念，可以面向西学重建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而这时的东洋文化已经不是传统以中国儒学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旧版图，实际上是由日本对应西学解读之后重新建构起来的新样式，除了尽可能抬高日本文化种类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甚至如冈仓天心以日本为东亚美术传统的中心正统，压抑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美术”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一套解释话语完全由日本掌控。后来中国的学人正是在冈仓天心的传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响之下，重新确立了文人画的美术价值，才避免使国画陷入国学、国医等等国字号事物那样的尴尬境地。

相比之下，井上哲次郎或许没有冈仓天心那样显著的政治目的，而且两人的“东洋哲学”与“东洋美术”有着显著差异，后者要分别东亚各国的高下，前者主要是用哲学框架重新条理中国古代的思想。不过，井上哲次郎的抱负绝不亚于冈仓天心，其实际影响则与冈仓天心相当近似，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其一，使“哲学”由他者变成自己的事物，大幅度扩张“哲学”在日本思想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其二，通过重新条理解读东亚的思想，获得并掌握了在“哲学”架构下解释东亚历史学术文化的主导权。其三，由于其“东洋哲学”以中国古代思想为主干，实际上建构起一套“中国哲学”的体系。由此看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到二十年，日本在东亚思想领域的优势主导地位就已经开始确立。后来中国只能借助明治新汉语和日本式学术系统与西方沟通对话，虽然避免了长期以来夷夏纠结的困扰烦恼，却不得不用西洋眼光重估固有文化，而陷入日本式话语和思维方式的笼罩及控制。

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不仅导致清季新政和预备立宪时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政府的决策层出现非东学莫属的情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日本大量逆输入明治后的汉语新词，使得汉语言文字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渐由以字为单位变成以词为单位。这成为后来文言改白话的主要支撑，使得非逻辑或模糊逻辑的汉语努力靠近逻辑性的字母文字，甚至以后者为变革的取向与最终目标。泛用新名词的情况，在1903年已经相当普遍，所以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特意提出：

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掺杂。……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其实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今日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袭。

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且徒贻外人姗笑。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

今天看来，除个别例外，这些大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通用词汇。日本逆输入的汉语新词数以千计，其中使用频率最高和次高的大约500个。今人若不使用这些词汇，在正式场合很难表达意思，相互沟通。就此而论，清季以来，中国人实际上可以说是用西思，发汉音，说日语，东语东学一直影响制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与知识体系关系最紧密的教育和学术分科，不仅同样深受日本影响，而且几乎就是照着日本的模子铸造出来。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的制定，虽然有所分别差异，模仿日本国民教育和学堂体系的基本形态却一脉相承，并无变化，只是在如何结合中国实情以及理解日本制度的本意方面略有不同。这实际上是按照东学的套路模式将中学与西学熔于一炉。不仅如此，各个分科的教科书，开始也是照搬日本，有的只是改头换面，有的索性直接翻译。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要据以重解重构。

分科治学与分科教学关系紧密而又有所分别，在清季，二者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除了接纳日本式的西学之外，还要解决安置中学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主讲京师大学堂史学教席的陈黻宸比较中西学术时就认为：

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

这显然是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中西学术的结果，将近代等同于西方，以为西学的优势从来如此。其实，整体而言，分科治学在西方也不过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新生事物，其间也经历了用后来观念重构系统的历史进程。由于各国的学术文化传统不同，造成分科边际的不确定和不稳定，使得对心目中的西方本来就缺乏全面深入认识的中国人更加难以把握这些舶来的抽象物。

尽管晚清“科学”还没有后来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认定西学都是分科之学，所以日益发达，而中国则有学却不能成科，因此日渐落后，那么在接纳西学的同时促使中国固有学术向西式分科转型，就成为势所必然的目标。为此，众多学人做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其中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严复、宋恕、王国维等人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而蔡元培等人则更多地从教育的角度关注分科。他们借鉴来源不同的东学窥探西学的系统，以建立自己的体系，都希望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将各种新旧中西学术安置妥当，尤其是力图将中西新旧学术打通对接。各人编织的系统虽然大体都是依据东学，实际上分别相当大，反映了各自所依据的蓝本以及对这些蓝本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

1897年出版的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著录的日本新书相当详尽，据说涵盖了明治以来全部书籍的一多半，尤其是分门别类相当成熟，决非毫无凭借者可以成就。除非有可以照搬套用的依据，否则康有为的东学水准即使在日本人中也可谓出类拔萃。因为当时一般日本学人也不可能有这样完备的目录学知识。至于究竟凭借何在，多年来中外学界先后有多位学人考证推测，始终难得确证。此一悬案，终于由王宝平教授破解。《日本书目志》实际上是康有为根据1893年编辑出版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加以调整改造而成，虽然在著录及分类方面有所补充改动，所收书目及分类办法，基本袭用《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这一进展不仅解决了康有为的日本学知识来源问题，也为判断那一时期中日两国的书籍分类水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民初出任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曾经留学德国，所以改学制也主要参考德国。不过早期他仍然是受东学的影响，所设制的教学分科，主要就是依据日本井上圆了的学科分类法。与教科书开始大都翻译日文书相似，尽管后来看似留美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留欧学生在学术思想的深度方面更胜一筹，可是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辐射作用长期持续。相当于日本大正时代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参考、借鉴甚至模仿东学著述，仍是相当普遍的情形。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与西相对的是东而不是中，便是东西两洋分立的表征。只是其时日本对华野心日渐暴露，加上“二十一条”的强烈刺激，国人一般不愿称引所据的日人著述。这也是坊间关于中国学人的著述甚多抄袭传闻的起因之一。

诸如此类的“拿来主义”不仅表现在精神学问方面，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各项政治与社会制度，从国家基本大法到政体设制、地方自治，主要也是以日本为参照甚至模本。辛亥年汪荣宝负责起草宪法，随身携带的十几本参考书，都是日本法政学家如伊藤博文、穗积八束、美浓部达吉、清水澄、有贺长雄、织田万、上杉慎吉、副岛义一、市村光忠、上野贞正、北鬼三郎、都筑馨六等人的著作，汪荣宝常常是边学边干，甚至现炒现卖，遇到疑难，则比较各书，参证取舍。

取法日本，固然有政治考量，而东学的笼罩，则是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正如教科书的编制在今人看来大概以如何科学为衡量标准，其实最关键的是用了不同的系统来调理中国的材料，受教科书教育者便只能由所得观念来看待中国的文献、事物和历史文化。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今人看来便很不像是文学史，而今日通行的文学史所描绘的所谓“文学”，中国历史上何尝有过？用今日中国文学史的观念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如何可以知其本意和奥妙？可是若不用通行的文学史观念，大概根本无从认识历史上的“文学”。左右不是，进退两难，正是今人的尴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