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取道日本神户北上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一事，学界关注甚多且备受争议。看法分歧之处主要有四点：其一，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其二，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三，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四，演讲的效果如何。以现有的资料以及孙中山面对复杂形势不拘一格的处置风格而论，要想完全解决这四点意见分歧绝非易事。不过，造成这样难解之结的原因，或许恰好在于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孙中山演讲的事情本身，以及孙中山本人的对日态度上。虽然这两方面对于理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无疑至关重要，可是要想进一步破解难题，还须放眼关照全局，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整体，寻求解扣的线索。

1924年9月，就在孙中山赴日演讲大亚洲主义前一个多月，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前往日本讲学。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两件事之间存在什么关联，而研究辜鸿铭的黄兴涛教授敏锐地注意到，尽管孙中山与辜鸿铭的动机不尽相同，思想也迥然有别，但共同的背景都是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案”及该法案在日本所激起的“大亚洲主义”反应。只是与辜鸿铭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守成相比，在政坛角逐中愈挫愈奋的孙中山与局势瞬息万变的起伏变化更加合拍。

日本的藤井昇三教授在所著《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一书的第四章“1924年孙文的访日与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作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语境，专节讨论了美国的排日移民案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重新抬头，关照相当周详。不过，藤井昇三教授着重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内容上的异同及其关联，结构安排又将李烈钧访日放在叙述排日法案之前，使得排日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事实联系尚有一定的探究空间。检讨当时中日（包括台湾）各报刊对于此事各方面的相关报道，可以把握孙中山的心理脉动及其态度行事与波谲云诡的时局其实联系得相当紧密，内政的因素之外，排日法案所引起的日本乃至东亚局势的变动，可以说是影响孙中山日本之行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最主要外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