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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是个黄女孩》精彩试读(五)

吴川是个黄女孩 作者:严歌苓


看来我并不是孤立的。标榜对一切都不歧视的文学艺术爱好者们也是悄悄地坚守成见。所以我立刻起身,走到小纳粹的桌旁,对他说:“你跟我来。”

我在前,他在后,走到餐厅外面。他以为他的魅力终于生效。我转过身,眼睛看着他那双破旧的半高跟牛仔靴。他问怎么了。

我说:“你是不会有医疗保险的,对吧?”

他不吱声,他的沉默充满吵闹的猜想。

“要多少钱可以根治你的病?”

他说他不知道我在胡扯什么。佳士瓦出现在餐厅门口,看见我阴毒的脸色马上闭了嘴。

“我给你钱,你好好查一次,我必须知道医生的鉴定,你的药钱我也负责。你假如想拿了这笔给你治病的钱就走开,从此不见吴川,更好。”

他瞪着我,腮帮子痉挛,他没有受过这样的歧视。他把羞辱当歧视,所以我们不是道德纠纷,而是政治对垒。

“愿意考虑我的提案吗?”我说。

“我操你妈。”他的拳头在裤兜里准备好了。

佳士瓦看到了这一点,走过来拉我。我的脸还朝着小纳粹,身子已在佳士瓦手臂里。

“我不歧视,我就是恶心。”我对小纳粹说。

佳士瓦看懂了这场戏。他释然了,胃口改善不少,把我剩的比萨吃了一半。他哪里想得到我宁愿患疱疹,只要胸口的疤痕消失。疱疹至少有药可治。我恶狠狠地对嚼得十分有力的佳士瓦说:“胃口真不错呀。放心了,是吧?”

他等自己把比萨嚼碎,咽下去,才笑笑说:“这是个很丢脸的病。”

没错,小纳粹为他失去的脸面一定会报复我,他现在对我的仇恨不亚于对穆斯林。佳士瓦说:“没想到你会为了你妹妹这样去惹他。”我耸耸肩。耸耸肩这动作真省事,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回答都在内了。我和吴川在一块久了,这个动作和她做得一定很相像。佳士瓦在告诉我小纳粹的为人:“他是系里的明星,小说写得不错,书也读了很多,各个教授都得忍受他的自恋。”

“现在好了,你在他的教授面前揭了他的丑。你捅了马蜂窝。”佳士瓦说。

我突然问:“他的小说比你的怎么样?”

“当然比我写得好,所以我老老实实混一碗教书的饭啊。”

我这一刻是爱佳士瓦的。

放春假的第一天,吴川给我打电话,说小纳粹要打工,没人陪她玩了。我开了车把她带到郊外。湖边的草和树绿了,绝色里的吴川一头火似的头发。这是第一次,我惊讶地发现红头发很美。她穿着设计大师精心炮制的褴褛衣裳,像个林间小妖一样缺乏现实感。她飘飘荡荡,冷不防问我:“你和璜谈话了?”

我耸耸肩,有点被她抓个正着的感觉,其实早料到小纳粹会告我状。

她眼睛搜索着我的脸:“你们谈了什么?”

小纳粹没有把内容告诉她。他倒不那么卑鄙,或者远比我想象的成熟。

我发现自己语塞了,支吾着说:“我要他好好待你,照顾你。”

吴川看出了我的谎言,她沉默在不安中。过了一会儿,她说:“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假如我说了实话,她会把我看成黎若纳的爪牙,而且极阴险。投其所好地为她买她喜欢的衣服、鞋子、化妆品,诱饵做得那么甜蜜,诱她一步步入套,把她的核心秘密套了出来。想到我可能在她心目中是那么个卑鄙的形象,我对我所做的后悔莫及。我纯粹心血来潮,去挑衅小纳粹,为吴川决斗。我对“姐姐”的角色着了魔。

“你们两人的秘密呀。”吴川说,有一点酸溜溜的。

她不至于把我和小纳粹的谈话想得下作吧?我难道和她争夺这个疱疹患者?

“我和璜谈的,就是要他照顾你。”我发觉自己心虚口拙,事情越抹越黑。

“你们谈了话以后他就找借口躲我。”她直面我,想看出那个阴谋究竟有多大。

我笑起来:“吴川,你不会把我想得那么无耻吧?背着你跟璜去干什么?”

她紧抿着嘴唇。

“我实话告诉你,我厌恶璜。他在我眼里是反派,是自我纵容、自虐自毁的那种人渣。”我用冷漠客观的语气把这番实话讲出来。

吴川大惊失色。马上,惊讶过去,被仇恨代替。她万万没想到我会如此恶毒地攻击她所喜爱的人。她还仇恨我的虚伪:既然我把璜看成个恶棍,为什么还去和他谈话,要他“好好照顾”她?我的动机太可疑了,人格太暧昧了。她是个无邪的女孩,很快在我这样错乱复杂的年长者面前不知所措。仇恨又被恐惧替代了。

她的恐惧让我潸然泪下。我太笨重的关爱,只有我自己明白。它吓住了吴川。我说:“吴川,你什么都可以猜,不过你得明白,我只想保护你。假如我伤了你,你得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做过姐姐,你让我慢慢来,好吗?”要是用汉语,我肯定讲不出这番话的。讲英语我容许自己多愁善感一些,去掉台词味也是我无能为力的。

吴川被我的泪水和语言感化了。敌意淡下去,戒备还在。我想我们都该喘口气,便从车里搬下野餐的篮子。太阳把草地晒热了,我们都脱去外衣。铺开的野餐台布上全摆着吴川爱吃的东西:两种正宗俄国鱼子酱、烟熏鲑鱼、生火腿夹蜜瓜、法国蜗牛。她吃这些就像我吃食堂里打来的粉蒸丸子和白馒头,她的口味高贵。黎若纳认为人生苦短,凑合吃糟粕是对自己犯罪。我看着二十一岁的女孩熟练地吃着每一样昂贵食品,突然觉得自卑。她手指纤纤,动起来却无情而果断,切下鱼片,剜出鱼子,嘴唇多么高雅,不动声色就吞噬了金黄色、黑色、棕色的精美食物。太阳照在她溜光的肩头和脖子上,真是个无瑕的小人儿。

她留意到了我,她问我为什么只吃干面包。我说胃不太舒服,我可不想承认我从来没吃过那些昂贵食品,因为我有个土里土气的胃,只接受最简单的食品。她还是容易对付的,好吃的、好穿的都能笼络她的心。小纳粹这点上败给了我,他毫无经济实力。

气氛有所改善,但知心密友做不成了。吴川不主动说任何话,我挑起的任何话题,她都懒懒地给一两个字的回答。她的淡漠让我紧张,不久犯起话痨来。不知怎么就亮出胸口上的疤痕。她没提防,吓得一咧嘴。我的展示其实相当温和,不露控诉意味。“那个时候我七岁,吴川,正是黎若纳和你父亲偷情不可收拾的时候。我在黎若纳的心思之外、魂魄之外,直到她混账地把一锅滚烫的汤放在我的玩具柜上,那汤从我脖子给我来了个淋浴,我才挤进她的神智。吴川,你看到只是伤痕的起端,它一直蔓延到腹上,这也不能把黎若纳从你父亲那里拉回到我身边来。”

吴川不语,听我讲下去。她的父母在制造她之前,把我制造成这样一摊血肉模糊的东西。我父亲在我八岁时发现我不幸爱上舞蹈,他劝死劝活也没用,只能把一个老师请到家里来。十三岁时,他领我去报考舞蹈学校,先是市里的,然后省里。我没命地展现我的长处,主考人的脸就是我的太阳,我向日葵一样朝着他。最后的复试,只有八个考生,必须穿背带式舞裙。我经过植皮而强拉成一整片的胸口,青春发育从网状的疤痕下钻出来。那是什么样的肤色?疤痕成了午餐肉颜色的爬山虎,攀在少女们最自豪的美丽段落。我从更衣室出来,主考人皱起眉:“咦,叫你换衣服的啊!”我说我习惯穿自己的衣服。主考人说:“习不习惯你都得换。”他向其他考官递了个眼色:她以为在考场上能撒娇呢。

我站着不动。

爸说:“去换了吧。”

我凶他一句:“就不换!”

主考人觉得我有些讨厌了,他说:“你这态度可不好啊!”

我低着头,两手使劲编织手指头。

爸为我求情,他对主考人说:“她这儿(他摸自己胸脯)有块大疤,小时候烫的。她怕羞。”

我两眼寒光。竟有爸这么不打自招的人。

主考人不讲情面,说:“那就更得脱了,我还要看看影响不影响以后上舞台呢。”

我动也不动。

爸说:“听见没有?没什么商量,快去换衣服。”

我觉得他也是帮凶,人怎么可以这样残忍?个个都瞪着我的胸脯,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好奇心痒得钻心。我不把丑陋的伤疤暴露给他们,那痒痒是止不住的。

爸又说:“你别让这些老师烦你啊!”

我顶撞道:“烦就烦!”

主考人认为我是他碰到的最讨厌的孩子之一,他说:“你愿意自动弃权?”

爸马上说:“你看,学了五年,白学了!”

我说:“白学就白学。”

主考人说:“那好吧,我们不耽误时间了。其他同学开始吧!”

我和爸走出校门。爸突然扬起手,给了我一巴掌。他也不挑个地方,一巴掌从我右边太阳穴斜扫下去,我两眼一片空白,紧接着又是一片昏黑。鼻子一胀,什么东西热乎乎地淌下来。我用手一摸,是血。

爸没有弃权。他用黎若纳给他的一点外汇券买了进口咖啡、香烟。他把进口货装在侨汇商店招摇过市的购物袋里,走到楼下,又慌慌张张回去,换了个脏兮兮的尼龙布口袋。这样他的贿赂可以不夺目,可以偷偷摸摸塞在人家哪个旮旯里。他领着我到舞蹈学校的正、副校长家。我从来没发现爸有如此厚颜的笑容,怎样的冷水都泼不灭它。我坐在一边,窘得失神,不知他在和人胡扯什么。过一会,他的手伸过来,把我拽到校长面前,要我解开领口纽扣。“让人家看看。”他说,“你看看,没那么严重,不会影响上舞台的!”

我想到他绝望的那一巴掌,忍住了挣扎的欲望,让爸把我脖子下的伤疤展露了。我们出了门就又内讧上了。我说爸低三下四,像个瘪三。他说我知道怕丑小时候就不该做舞蹈明星的梦。外婆去世后,我们连个讲痛快话的人也没了,两人只能彼此出气。

所有的侨汇商品被偷偷摸摸赠出去,也被偷偷摸摸接受了。结果是勉强接收我为走读生。舞蹈明星的梦确实破碎了,因为我做走读生的第二年,就来了一位女教员,和我大谈舞蹈教学的伟大和崇高。学校马上就要选优秀学生去学师范课程,将来可以做少年宫的业余舞蹈教练,或者幼儿园的歌舞编导。女教员说来说去,意思是:做个胡蹦乱跳的孩子头比在舞台上做明星神圣一百倍。并且,候选人全是有明星潜质而放弃做明星的。我上师范班的第一分钟就明白了:这是一种不撕破脸的淘汰。班上全是脸型不端、四肢不够尺寸、练功伤得太重,或者已开始发福的人。黎若纳一手把我制造成了崇高的孩子头,将要扭着成年的臀部和腰肢,去做那些不堪入目的稚气憨拙舞姿。而我在八岁时想什么呢?想做天鹅湖中的公主。披着癞蛤蟆似的皮,做的是白天鹅的梦。“吴川,你不知道,被抛弃的感觉是在那个时候才强烈起来。”

吴川双手枕在脑后,躺在野餐台布上,我想她在我冗长的叙述中午睡了一会。她睁开眼,马上又眯起。她说:“你现在不蛮好?做舞蹈明星现在倒要退休了。”

我突然来了怨恨。她口气倒大!我现在蛮好?我干什么下贱事谋生她知道吗?我和她是从一个产道里出来的,我和她的神色是来自同样的投影,凭什么我就该那么低贱?黎若纳给我寄过名牌没有?她一心一意要把我变成她千金的女佣。我真是贱骨头啊,用那么下贱营生赚来的钱为这个宝贝儿一掷千金。

“是啊,我是挺好的。”我阴阳怪气地说。

吴川瞥我一眼。既然想闹别扭,何必要开这么远的车,找个好风景来闹?她转过脸,面朝天,把墨镜戴上。GUCCI,我看着墨镜上的品牌,宝贝儿怎么可能和我成真正的姐妹?

我也把墨镜戴上,脸朝着天。我此刻的心情是小巷里尖酸妇人的,但我已控制不住。我像是自语,讲着我十七岁时在医院等待黎若纳的五个星期五。我免不了有一点言过其实,把自己的病说得几乎奄奄一息。“黎若纳怎样了呢?她终于乘飞机来了,又回去了。因为她三岁的女儿磕破了下巴,她不愿她落疤痕。”

吴川涵养还是有的,她一言不发地听着。或许她真的意外了:原来她母亲欠过我那么大一笔债呢。

我淡淡地说下去:“黎若纳肯定忌讳肝病隔离区,万分之一的传染可能性都得杜绝。因为她一旦沾了菌,她的宝贝儿会有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传染上我的肝炎。那五个星期是她苦恼犹豫的五个星期。她一拖再拖,希望托词编得真切合理。最终没编出像样的借口,只好上了飞机,刚到达听说她的宝贝儿磕破了下巴,好了,她连借口都用不着了,打道折回。我那位死去的女病友最终看到了我的谎言破产。”

吴川戴着墨镜的脸转向我,说:“我们走不走?”

“我不是妒嫉黎若纳对你的宠爱。我就想告诉你,我为什么很难跟她和解。”

“那不要勉强和解嘛。”她说。

这个女孩已成了陌生人。我想自己这是何苦,去年深秋去敲开她那扇门。我的手疲惫不堪地收拾餐具、盘子,把昂贵的残余倒在一个塑料袋里。我不愿吴川把我看得节俭吝啬,拎起塑料袋走到垃圾桶边上,把它扔进去。我看看周围的景色,真是好景色。不远处有一家老小在吃午餐,生了一小堆篝火,火光在太阳里苍白得很。等我把吴川送回她的公寓,我们便回到我敲她门之前的情形,彼此成陌生人。从此芝加哥上空,也飘零着我那份给出去而没人要的情感。之所以那么多没人要的情感飘来飘去,因为大家都阴差阳错地施予和接受。错过去,却不知如何错过的。

我从垃圾桶边上走回来,吴川已卷好野餐的台布。赶紧收场吧,免得我们累死。我们默默地朝着车走去。地上和树上的松鼠以为我们还有心情和它们逗耍,挑衅地拦住我们。我借题发挥地吼它们:“滚!讨厌!”

吴川看看我,她说:“妈其实总说我不如你。”

我心想,行了,何必?

吴川接着说:“我以为她好偏爱你,动不动就拿你比我,一说到你就哭。”

那是她在搞政治,我心想。这种政治平衡哪个母亲都会玩上一把。

我所有的回答就是耸耸肩。爱怎样怎样吧,我无所谓。

吴川说:“你不信?”

我说:“信不信都太晚了。”

她瞪着我,慢慢可以看出她的嫌恶。那意思是:你拿我清算什么呀?你母亲父亲欠你,我又不欠你!她提起两腿飞快地走到停车处,把篮子放下来。我掏出钥匙,一瓶防晒霜被带出来,滚出去。我去捡防晒霜,墨镜又掉到地上。抬起脸来,我吓了一跳:吴川用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看着我。我在她眼里是丑态百出的,不值得她正眼看的。

我这才知道,她之于我是怎么回事。她优越于我太多太多,她知道这点。

告别时我们还企图装着没事。到底是文明时代,幻灭也要礼貌周全、不动声色。在她关上门的一剎那,她突然想起什么。

“对了,那盘CD你听完了吗?”她用英语讨还东西,显出上流风范。

“好的,我明天给你送来。”

“我要是不在,留给楼下守门的吧。”

她肯定已做好“不在”的打算。

我一回到家就找那盘CD。我没有听过它,吴川听的音乐都太青春了。我想起来了,茹比好像说过,她拿走我一盘CD。一问,果然就是吴川那盘。我说她该先问过我再拿。她说她在我车上看见那盘CD,当时就问我能不能让她听两天。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她说的是这盘CD。

茹比的CD我可以随便拿回来听。她对我突然的乖戾不解,沉默一会儿才问:“你见鬼啦?”

我说那盘CD是借的,马上要还。

她说她正在急诊室上班,没法给我送CD。

我说我马上去她的急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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