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看清了，这是两个年轻的女白人，二十来岁，芝加哥的郊区女子，以白种为自豪。我觉得她们的语气不是对待无辜公民的，我说：“我没有义务跟任何人走。”

“你想让周围人看戏吗？”

说话的是短发女子，手上掂晃着一根警棍。

“你把话讲清楚，你们要我去干什么？”我说。我想我大不了在抢抓衣服时，把某件贵重衣服弄到地上了，踩了几脚，造成了点无伤大雅的损伤。可在场的人谁不这么干？

“你还想要我们给你留点情面的话，就乖乖跟我们走。”长发女子说，中西部农民口音。

“我不会跟你们走的。”我说，我身后人口十三亿之众的祖国让我自信。我突然很想惹惹这两个女白人，“你们也不必给我留情面，就在这儿对我宣判好了。”

两个女子一左一右地袭来。还是有一点训练的，其中一个揪住了我的右臂，曾经屠宰业发达的大都市养出她们一身牛劲。我像被夹在两座硬木大柜子之间了，我当然要垂死挣扎。我的肩膀猛一震动，知觉被击散了好一会，才又聚合。我居然挨了警棍！

“你们凭什么打人？！”我叫得像个狂人，“我要控告你们！”

她们发现我疯起来劲也不小，嗓门更大得可怖，她们特别瞧不起中国人的大嗓门，于是再给了我几棍子。我举在空中企图保护脑瓜的右手挨了一记，食指顿时肿得像根牛肉肠。现实已褪色，成了灰褚色的梦境。

然后我就在一间小屋里了。小屋不是直角，一边是钝角，另一边是锐角，天花板斜削下来，站在里面得长久鞠躬。两个屠夫的女后代叫我剥下外衣。我不想吃眼前亏，便把短风衣脱下来。里面是件薄羊绒衫，圆形领口，什么花哨也没有，百分之八十芝加哥女人拥有这样黑色的薄羊绒衫。

“把它脱下来。”短发女子说。

我死也不会脱的。两个白种女人要作贱一个亚洲女人，把她布满丑陋伤疤的胸脯展露给她们取乐。我有人性和种族两重尊严需要捍卫。她们坐在一张情人沙发上，我只能鞠着躬站在她们对面，屈辱够让我精神分裂了。

“你不脱？”

我瞪着她们，我们的教育中幸亏有英雄主义。

“你不愿脱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件毛衣是你偷的，我们早就在注意你。你把偷来的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套上你的旧衣服，大摇大摆就走出去了。”

我气急交加，一阵哑然。然后我指着身上的黑毛衣说：“它是我去年买的，干洗过两次了！”我觉得这个误会造成的冤案不久会被澄清，用不着声嘶力竭。可我管不住自己的中国嗓门：“你们凭这个打人？等着吧！”

长发女子说：“你怎样行窃，我们有证据。”

“拿出你们的证据来！”我咆啸。

“证据对你是保密的。我们在法庭上，关键时刻才出示证据。”

短发女子说：“你说你没偷，有证据吗？”

“没偷能有什么证据？！没偷就是没偷！”我听着我的嗓音已是血淋淋的了。

“你没偷什么？”短发女子倒十分镇定。

“没偷这件毛衣！王八蛋！”我扯着毛衣前襟。

“那你偷了什么？”

这样弱智的对话对我不利。我的右手食指的肿胀不断在增加体积，色泽也不新鲜了。骨折，或者粉碎性骨折，我巴望我能伤得更惨重。七岁的我巴望能被烫成一块残渣，让黎若纳的良心从此不给她好日子过。爸得肺水肿，我也巴望他把症状夸大，成个心碎濒死的梁山伯，让黎若纳看看她把这爷儿俩祸害成什么了，让她良心受大刑，让她锦衣玉食而不得安生。

我说：“我伤得太重，我不知道还能清醒多久。听着，我要求见你们的经理。”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瞒着上司采取这么大的行动的。”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已经和经理通过话，她要我们自己掌握。”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两人看着她们对面的这双眼。一双黑色的亚洲眼睛。此刻它们是直直的，像她们屠夫祖先刀下牲畜的眼睛，假如一刀下晚了，疯狂就彻底暴发，这样的暴发是自毁也要毁灭一切。是很本能、很生物的力量，它打破一切物种的界别，人也好，单细胞生物也好，都在这白热化的狂怒中成为一样的生命，一股嗜血的激情，一种亡命的渴望。

经理在五分钟之后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黑衣女人，让香水腌渍的一具肉体。她冷着脸说她希望一切都是误会，但我必须配合她们，她们才能弄清它是否是个误会。她词汇量可怜，却偏偏想和我打词令交道。我阐述了我如何挨了三棍子，手指很可能落下残疾。她一摆手，叫我闭嘴，表示她已知道我挨揍的经过。因为我抗拒，所以女安全员们不得不使用她们的工具。我说在中国逮人也得逮个明白。女经理一笑，说：“那就回中国去吧。”

女保安小声对经理说了句什么，经理点点头。

她说：“现在给你十分钟，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该脱下你偷来的衣服。”

我说：“这件衣服是旧的。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它不是新的。”

女经理夹在两位女保安中间，动了动屁股。两人坐的情人沙发坐了三个女大块头，看上去很滑稽。女经理又和两个女保安讲了几句悄悄话。好了，现在要全力对付我了。

“八分钟了。你想好没有？脱不脱？”

“这是旧衣服，是我的私有财产。”

“谁能证明它是你的私有财产？”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见过我穿它。”

“那不算证据，你完全可以偷相同的衣服。这种衣服多一件没什么坏处，它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在什么场合穿它都合宜，我自己就有三件这样的黑毛衣。”

这女人开时尚讲坛呢。

“那我还有证据。”

“我能知道吗？”

“我会在法庭上让你知道的。你们不是也对你们的证据保密吗？让我们都保留我们的秘密武器。”

实际上我是虚张声势。我哪儿来的秘密武器？最多请茹比作个伪证，说那件毛衣是她送我的礼物。也许可以有科学鉴定，证明它绝非崭新。可这类大减价往往把某些人的退货也拿出来卖，有些缺德的人穿一件新衣服出过了风头、过足了瘾又去原价退掉，我做学生时没少干这种缺德勾当，所以即便科学鉴定出它是旧货，也不能完全为我的案子昭雪。

“最后三分钟。你不脱，我们就要对不住了。”女经理醉心自己的上流腔调。她是墨西哥人，从得克萨斯的海域偷渡过来的，或者是从新墨西哥的沙漠上徒步走来的，一同走的几户人大概要丧生一半。也许是两三户人一块走的，通过沙漠后就被打他们埋伏的警察发现了，逃入境的可能只有一个父亲、一个女儿，女儿出息成了这个没人味只有香水味的女经理。移民往往对移民无情，美国政府阴暗恶毒，利用人性中这个谜一般的特征，把移民们驯化成边防警官、移民局官员，以及眼前这类头目。他们对美国人不留情是自然的，而对和他们经历相仿的移民更心狠手辣。他们当初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而今却绝不能便宜你，让你顺顺当当就在这国家落下脚，和她分享自由女神阴影下的幸福生活。

“脱了她的衣服。”女经理对两个女保安说。

“敢！”我向后退了一步，脊梁恰好抵在天花板的下斜线上。猫科动物把防御和进攻同时放在这个动作中：将脊背塑成完美的拱形。我想死给她们看看。我想死给黎若纳看看，肝病隔离区和烧伤病房的幸存者要用死来告诉她：她造成的里里外外的疤痕比我私部更隐密。我只要有一口气，谁也别想看见那粉红色的常青藤怎样爬满我的胸脯。

可这间怪异的屋里连自我行凶的家什也没有。她们三个人向我围来，围成了三颗围棋子。我要被她们吃掉了。

下面的事我在事后也无法厘清。一定是我玩命反抗，她们警棍齐下。然后我人事不省了，她们也许有些不安，从我挎包里翻出了一张纸，那是半年前我记下的吴川的手机号码。虽然我拨一遍号就背熟了，可我每次清理挎包都没扔掉它。每次看到这个号码，都让我重温写下它时的心情。像什么呢？像是十多年的战乱之后，你以为你丧失的亲人，突然有了消息。后来我企图对自己否认这个心情，不否认我就得承认自己像爸一样贱，在感情面前总是摇尾乞怜。她们用这个电话号码给吴川打了电话，吴川赶到时我一身淤紫，披头散发地昏迷在角落里。她看到的我像个真正的扒手，因为手艺低下而落网。她嫌恶地看着我被剥下自尊的身体，吃不准我手脚究竟干净不干净。一个弃儿难免会染上贱毛病，比如翻口舌告刁状、小偷小摸。好了，这下她对我的品行不端、贫贱而卑劣不必再怀疑，都被证实了。商场安全系统会凭空揍一个大好人？在香港人眼里，美国有许多值得羡慕的人权保障。她想我或多或少是罪有应得。

因此她浮现在我渐渐清晰的视觉里时，面色苍白而淡漠。我渐渐意识到我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我感到既无望又无力向她说清什么，我的屈辱十倍于被无故殴打。吴川问我想不想喝水，我摇摇头。闭着眼睛，可以不被她的完好和优越所刺痛。她告诉我，茹比刚走，她得上夜班。但茹比已和一个律师联络过了，律师会代我和这家商场打官司。

“要给妈打电话吗？”吴川问道。

我闭着眼使劲摇头。关闭的眼帘让我独自待在狭小却安宁的空间里，断绝了和一切事物人物的关系。这个空间对于生存不甚理想，却很省力。不必管他们把我搬运到何处，对我的手指做些什么。手指在另一些手指间变幻位置，显然在接受X光检查。诊断是骨折，没有比这诊断更不能刺激我的惊奇的了。

又被搬运回来了。我关闭的眼帘外一切惨案照例发生，撞车的皮开肉绽，斗殴的血肉模糊，呻吟与号叫组成多声部合唱。吴川问我：“疼吗？”

我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挑选了我作为迫害对象？一眼看去我比一大群抢购服装的人更适合迫害？这是个著名的白人区，一个亚洲人显得刺目？

在我关闭的眼皮外面，吴川的嗓音尖利起来。她质问护士长：“为什么后来的病人先做处理？”护士长见的血淋淋的面目远多过正常脸容，也见惯蛮横暴躁陪同者。她平淡地告诉吴川，我看上去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得等一会。吴川更尖利了，说看上去没有危险不等于真没有危险，脑子和胸部说不定有内伤。护士长说她管不了这么多，有意见找医生提。

吴川的声音又响在另一个方向。她一定等得不耐烦了，想早些结束这幕荒诞惨剧，对我和她自己有个交待，好早早回家。

等她回到我床边，我闭着眼睛说：“你先回去吧。明天还有课。”

她不语。

又是几番劝慰，我说我自己感觉不坏，就是疲倦，想睡一会儿，请她放心回去。我不想看她的反应，因此眼睛始终闭着。我也怕一睁眼床边真的空了，那是黎若纳投奔吴岱之后的事，外婆在一次小中风之后尚在恢复中，爸只能带上我为他的画报社去外地拍摄资料。七岁的我一次醒来发现四周漆黑，没了爸的影子。我想一定是爸把我丢在招待所，自己偷偷走了，爸也不再要我。我用被子捂上头，嘴里数着数。假如数到一百，爸还不回来，他就不会再回来了。每次数到一百，我都心惊胆战地慢慢掀开被子，爸没有出现。但在被子下面数数时，我仍怀有那么大的希望。后来我一边哭一边数，想让数数的声音压倒哭声。只要封闭在那狭小的空间继续数数，希望就在那里。终于我数不动了，哭得嗓音全消耗完了。但我不掀开被子，不去面对失望。只要回避失望，便总有一线希望尚存。爸为那次夜出打牌愧疚了几十年。

我睁开眼，床边果然是空的。我对失望回避了那么久，最终还是没成功。护士办妥了我的出院手续，问我自己能不能开车，我想能不能都得自己开。清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不相干的车辆，谁都嫌谁多余。

茹比请的律师早晨九点来到我的公寓，他先提出自己的法律费用，一小时三百五十元。我的公寓卖掉大概刚刚够他打赢这个官司。假如我赢，可以得到两百到三百万的赔偿。值当一赌，我光棍一条，怕谁？不得到赔偿光是出口恶气，都值得赌一把。律师建议我不找媒体，媒体一介入，法庭会指控起诉人已经利用媒体炒作而不受理案子。佳士瓦把律师全看成恶棍，建议我投靠媒体。“这是个有极大潜力的政治案——种族歧视、种族迫害。可以震撼芝加哥，让那些商场的董事们来出面道歉。你以为法庭可以为你主持公道？错了。在美国谁的钱包鼓法庭就为谁撑腰，你倾家荡产也抵不上商场一根毫毛。”

我决定先上法庭，赢不了再诉诸媒体。

让佳士瓦言中了。我每星期收到巨额的律师账单，官司却无望打赢。茹比叫我耐心，因为她请的律师极有才干，常常打赢这类官司。我没好气了，说我已经自己挖自己墙脚，从买下的公寓中往外抽款子，一堵墙一堵墙地往律师腰包里送。她说：“想想你将得到多少赔款。”我说：“那怎么到现在连赔款的气味都闻不着？”茹比说：“那就证明对方请了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我问她：“干吗我不换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她说：“当然可以换，只不过一小时不是三百五，而是五百块到六百块。”

到了初秋，我眼看要一贫如洗。等那笔巨大赔款到手，我肯定已经饿死。我右手骨折终止了我从正常或非正常按摩来的收入，做现代舞代课教员的计划也落了空——面试的结果人家都懒得通知我。吴川暑假后从香港回来，每天和我通一个电话，例行公事，开口就问和那家商场的官司有结果没有。现在好了，我和她可找到一个供我们谈一两个小时的话题了。我把律师的话转述给她，也把茹比和佳士瓦的看法讲给她听。她不是真有兴趣，只为她能表达一定的关切又不必向我掏心窝子而庆幸。有几回她冒出一句：“那女经理穿的是St.John（美国名牌服装）套裙？”或者：“那女经理有没有五英尺七英寸高？”总之，在我长长的转述中，她脑子大大地开小差。我想，出了这件事唯一的正面效果是让我们俩不露痕迹地讲和了。讲和后我们都学乖不少，决不谈知心话。

不仅吴川和我有了个好话题，供我们把姐妹关系不冷不热地拉扯下去。佳士瓦每回和我谈话，也是只谈这个案子。大家都发现了新的情感重点，把个人性的情感移换成阵营化的、广大得多的情感。这样多好，频繁往来，却很好地避开了突然逼近对方心灵的快捷方式。从那晚佳士瓦到我公寓来，两人借酒发生了一场不明不白的亲热，他和我都有点尴尬，不知下一步该干吗。他首先想从僵局里退一步，在我出事之前，已很少接到他的电话。

我卖掉了一根自己为自己买的钻石项链，它够我付两个月的生活费用。清贫惯了，回到清贫中使我感到亲切。吴川有一次来我的公寓，我给她烤了一块牛排。我说我从来不爱吃牛肉，她撇撇嘴一笑，谁相信呢？她对我从来没有放松过观察。有时在她那儿一块吃点心，我情不自禁喝掉果汁瓶里的底子，或者吃下糕饼盒里的碎渣，都会突然发现她在盯着我，眼神既不解又鄙夷：这些自然顺畅的贫贱动作是怎样来的？我从一个穷孩子变成了个穷留学生，其中包括多少令她不解和鄙夷的细节。她吃了半块牛排就饱了，我把剩下的半块牛排用锡纸包好，放进冰箱。整段时间她都在和我谈那场官司，官司到了扯皮阶段，仅有的进展是对方承认她们可能认错了人：我和一个偷窃犯长得一模一样。从电视监视器里，白种人看不出我和偷窃嫌疑犯有任何区别。我的律师要求对方公开监视器里录下的画面，对方的律师拒绝公开。法官站在对方一边。

吴川插嘴道：“你赢不了的。”

我有些气恼地问：“为什么？”

“就是把我爷爷的财产全拿来给你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再有钱也阔不过他们，那是一家最有实力的商场世家。”

我不说话，她在我这儿长敌人威风。她看出我的不悦，低声说：“你看你都过什么日子了？连减价牛排都吃了。还打，还打。”

我顶她说：“谁说是减价的？”

“我看见垃圾桶里的减价标签了。”

她存心揭我短。香港人的冷血，我算领教了。我看她自顾自地开冰箱，拿出半盒牛奶。冰箱基本空空荡荡，里面搁着半块她吃剩的牛排。我突然恨透这个被宠惯坏了的女孩，我曾经打肿脸充胖子，为她花钱如流水地买礼物，现在全部露馅了。嫌我低贱？好，我要她知道我到底有多低贱。

我告诉她我的同居史。那个抽象派雕塑家和我一见钟情。他在私人画廊打工，晚上弄他的雕塑。他说罗马尼亚人布朗库兹三十岁当洗碗工时，谁会相信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抽象派雕塑家？我是被他当抽象雕塑接受的。后来想起来，一定是那样：他觉得我布满伤疤的胸部就是毛坯的雕塑。那时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我正疯了一样到处找工作，舞蹈物理学？人们都以为我在表格上填写错了，怎么也想不到谁会去设立这么个无聊学科，并有我这样无聊的人去学它。

半年后我参加了三个月的推拿培训，不久也混起江湖来。我的生意不坏，每天有两三个预约。男顾客渐渐多起来，我感到他们的亲善有些不祥。事情就那样开始了，一个男顾客说他以每小时一百元的费用买我的“特殊按摩”。他劝我想开，别把它看得那么个人化。就像医生和护士对待病人和伤员那样，打交道的是一个伤口或一个器官，其余的，全部漠视掉。这是个可怕的起端，一百元让我漠视我的整个存在，所有责任都推给这只右手，脏也只脏这只手。这天夜里雕塑家正在工作，我突然崩溃了。我竟受了那样的引诱，霎时间背叛已发生。当然，我把事情告诉雕塑家时，尽量把自己说得委屈、受侮，几乎是枪口逼迫下的选择，我时刻准备阻止他冲出去和那个男顾客决斗。他听完后发了几秒钟的呆，然后说：“让我来算算我们俩每月的开支。房租一千，水电、电话四百，这样的收入，你完全可以支持我拿出几件杰作来。我不必去画廊打那份工了，一个小时十块钱，对一个艺术家的年华就这样践踏！”我释然了，但马上又觉得痛心。他不在乎我的收入怎样来，只要能供他一心一意成为布朗库兹，他的雕塑远远比我的尊严重要。他突然把我抱起来，说这下他可以和我结婚了。我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跟着他狂欢。他说马上就去换辆新车，旧车拉雕塑材料不够大，还老抛锚。他很快帮我建立了一个网页，标明我提供的各种准医学非医学按摩，又在几家小报上登了广告，请读者去查我的服务网页。形势的急变让我意外极了。我原想从他那里得到宽谅，得到的是这样一番如痴如狂的嘉贺。我的生意不久好起来，而我的心情越来越暗淡，这是个仅次于娼妓的谋生手段。他毫不介意，做着和我结婚的打算。在一个雪后的清晨，我被我悟到的东西惊醒。在我开始挣那些下作收入之前，他从来没想到和我结婚。似乎有一大片难看的伤疤必须搭上我的优厚收入，才配他考虑和我从长计议。收入怎样不三不四，他无所谓，只要把他的最佳年华省下来。我独自在丰厚的雪地上走，更可怕的念头冒上来：我在雕塑家眼里从来就是残缺的，半个女人。有着那样的胸脯就将就活着吧，能干上一行挣钱不错的营生还挑剔什么？我看清了我在他心目里的价值，他要把那一点价值榨出来。从一见钟情开始到这个清晨，我看到了自己直线掉价的过程，怎么可以一边让他倾榨一边让他嫌恶？

吴川看着地面，不敢看我，她吃不消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她在想这女人怎么配做她的姐姐，怎么配和她同出一个母体，她在憎恨对她讲这段脏事的人。需要懂得这样一种低贱的人生吗？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种语句向她灌输是污染她的人格。她一动不动，细长的腿悬在沙发扶手上，上半身比腿低，坐在沙发里。这不是个让人待得长久的舒适姿态，她却长久地耽于此姿态。

我想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过了半小时，她说她该走了。她对那段凄凉的丑恶故事消化不良，得一个人慢慢消化去。

我把她送到走廊上，一阵病态的快感上来，她听听都窘成这样！看清楚了吧？黎若纳的血可以有你那样的流域，也可以像我这样改道，九曲十八弯，浊浪滔天。

吴川抬起头，几小时中她第一次看我的脸，她说：“那干吗不回国？”

我说：“我不知道。”

其实我想说：一个小说家说过，盼望远行的人是不快乐的人。读那本小说时我还没吃透他这句断言，现在我明白了，盼望远行是因为她（他）对故地不满足，或深深地失望了。远行或许会带来转机。可能转机都不必，对一个深陷在失望中的人来说，摆脱失望就已经是改善。我十多年前选择远行，证明我是个失望者。

我的律师第二次败诉。时候到了，该停止拆我自己的窝去填他的腰包了。佳士瓦双手赞成，说我何苦花几万块钱去认识美国律师呢？他早就免费提供了警告。现在该他登场，他找了一个朋友，此人时不时在芝加哥导报上发书评。两个星期后我被接见了，芝加哥导报的一个编辑听完我对这场不幸遭遇的控诉后，说：“等会儿，这事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告诉他事情发生在春季大减价的时候。他说：“那么已经发生五个多月了。”我说：“没错。”他说他看不出他的栏目有什么必要报道五个多月前的一桩新闻。

佳士瓦说：“难道五个月之后，芝加哥的种族歧视就大大改善了，这种事不再发生了？”

编辑说：“这件事固然不幸，但它没有暗示什么种族歧视。”

佳士瓦说：“这明摆着是种族迫害！”

编辑说：“对方有没有提到关于种族的字眼？”

佳士瓦甩回头来，瞪着我。他要瞪出我的种族、政治觉悟来。可我一时想不出对我有利的话，只好瞪着他。编辑代我回答：“看来是没有。从你刚才的陈述中，我也没听出什么种族冲突的倾向。”

佳士瓦说：“那个区全是白人，长久以来排斥有色人种，这不是秘密吧？”

编辑说：“那是你的认识。作为报纸，我不能把可能性当做事实来写。”

佳士瓦说：“就按事实本身写，已经够发人深省了！”

编辑说：“不瞒你说，这类事天天有。人们知道种族话题敏感，容易炒热，一有什么争端，就往种族上扯。我们天天能收到这类稿件，一家旧货店有两个女人同时看中一件旧衣服，结果老板卖给了亚洲女人，黑女人控告老板是种族歧视。”

佳士瓦的脸在一圈黑胡子中间变得灰白，他说：“你明明看得出她的事件和你说的完全不同，”他指我，“性质上是一个天一个地，你是存心搅和是非！”

编辑说：“性质上，我看不出什么不同。”

佳士瓦哈哈地笑起来。灰脸膛儿大胡子发出那种笑声，非常可怕。他笑完后说：“那你就不该做一个著名大报的编辑。”

编辑站起身，快步往接待室门口走。然后他立正，侧身对着我们，一手握门把，他天天要无数次地重复这个“恭敬送客”的动作。有时是真恭敬，有时——比如此刻是侮辱式的噱头。

“但愿现在是五个月之前，”编辑说，“我可以把它作为一则新闻报道出来。”

佳士瓦一个人直冲冲往前走，我小跑着跟在他后面。假如芝加哥是这样一座没有天良、没有公道的城市，他会离开它。佳士瓦是芝加哥的本地佬，现在也是个深深的失望者。他曾对我担保，芝加哥会为我做主，不然他不再认它为故乡。我一路小跑，踩着地上头一批落叶，暗暗感激为我和芝加哥著名大报撕破脸的佳士瓦，就用这个形式爱我吧。他终于站下来，对我说路还没走绝，还有其他的报纸，实在不行，他们有一份赠阅的文学杂志。

我们一同去看了电影。电影院有十来个剧场，一场电影从中段看，然后再去看另一部电影的开头，回来再看前一部电影的上半段，接下去把下一部电影看完。一对男女进入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关系，什么都可以干就是别面对面掏心窝子。

“你这样待我，我知足了。”我对佳士瓦说。

“哪里的话。”他为我的真诚吃惊。

“你没义务维持我们的关系，就算发生过那样的事，你也用不着逼自己。”我止不住了，电影里的生死爱憎都挡不住我掏心窝子。

佳士瓦紧紧握住我的手，还好，是左手。

“现在你可以从我旁边站起来，走出去。反正我们先看了电影的结局。”我说。

佳士瓦说：“可我没碰上过比你好的女人。”

我也吃惊不小，看来借助干别的事来掏心窝子是办得到的。“你可以接着碰。”我说。

他听出了我在黑暗里微笑。

“我三十六岁了，”他说，“这些天我是很矛盾。我想可能有比你好的，但我不会碰上了。”

他的真诚残酷起来，想说明什么呢？他在骑着驴找马？这些天我做了他的驴。

“那我走开你会难过吧？”我问。

他想了半天，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舍。

我想，很好，我们至少不稀里糊涂把对方变成驴。

回到家已经十二点。留言机上灯闪烁着，四个人和我错过了对话的机会。三个留言是律师的，他的逼债电话口气温柔，像爸哄我吃中药。最后一个电话是茹比的，她说想看望我，没别的，我是个不让人省心的人。我想再听一遍茹比的留言，但按错了键钮，把整盘磁带都洗掉了。磁带到了某一段，居然残留了吴川几个月前的留言，为了小纳粹和她反目成仇的那一回，我听到了上回有意漏听的几句，她说我别想拆开她和璜了，因为她也染上了他的疱疹。我的头“嗡”了一声。她什么也不怕，为了那个混账的疱疹患者，她宁愿做如此的牺牲，二十一岁的女孩对自己的一大把生命青春慷慨着呢。她认为她爱上的是个伟人，因为璜告诉她一毕业他就去伊拉克前线。这世上总算有人还没活明白，这种傻事还有人在干。干得起傻事的年龄。

我昏沉沉地坐了一会儿，抓起电话。给谁打？这样迟的一个电话谁欢迎？我可以和茹比任性，让她听听我种种的失败吧。她说她一直在等我回电，一个人千万别在晚上给心爱的人打电话，因为这样你就惨了，期待回电非常之苦，自信受损，自尊心被刺痛，还伴随着澎湃的荷尔蒙。像茹比这样对感情不存幻想的人才敢如此说自己，这是她的惯用手段：似乎在打趣自己，实际上减轻了她内心的张力。

我叫她闭嘴，然后把吴川染病的事告诉了她。她说我听上去是吓蒙了。我说不是听上去，是真蒙了。她说：“是呀，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她告诉我，我被打伤那天，她赶到急诊室，见吴川守在我身边。护士长掀开被单时，我胸脯上的伤疤让女孩“哇”的一声哭起来。

那是个什么画面？二十一岁的女孩让我吓哭了。我和茹比道了晚安后，拿着静默的电话机，心里对商场的女安全员和女经理充满仇恨。不是恨她们打伤我，而是恨她们打电话喊来了吴川。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吴川站在披头散发、满脸是血、胸脯布满伤疤的女人旁边哇哇大哭。

我的汗冒出来了，我为那幅画面臊得无地自容。

我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溃败，就是别在吴川面前。

一连多日找不到吴川，她让什么给忙得在芝加哥失了踪。一天我无意中翻报纸，读到一则新闻。在我被打伤的那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一位女职员晚上下班时发现自己的车被砸坏，四个轮胎全部被划烂，车的帆布敞篷也被划成条条缕缕。女职员在查看车况时被潜伏者从背后袭击，她是被看车场的人发现而送进医院的。经医院诊断，她的后颅骨被击裂。受害者目前已脱离了危险，但仍在特别护理病房。警方判断这起案件和抢劫、凶杀无关，因为受害者的首饰、名牌服装和钱包都不曾被动过。唯一线索是划汽车的刀，是把名牌厨刀，并且崭新。

受害者是商场女服装部经理，现年四十五岁，据她周围的人说，她为人正直、公道，性情随和，家庭和睦，不曾和任何人发生过不可调解的过节。警方仍在对案子进行深入调查。

我放下报纸，站起身，倒了满满一杯白葡萄酒。饮尽两杯酒之后，画面连贯了。二十一岁的偷袭者从急诊病房离开后，就静静地酝酿一个阴谋。决定着手实施她的谋划是律师失败之后，芝加哥导报拒绝伸张正义，让她觉得再也不能等了。多日跟踪使她得到了女经理的行动规律，发现她总是最后一个下班，来到停车场时，无人看守的巨大停车场已荒凉如无人区。只要出手收手神速，偷袭是有把握成功的。偷袭者飘逸地出现在那个白人们引为自豪的住宅区，等待商场打烊。接近打烊时间了，女孩怕自己到时万一心不够毒手不够狠而饶过女经理。因此她跑进一家连锁超市，买了一把德国厨刀，一百七十元一把，对她来说是小意思。超市没什么顾客了，收银员疑惑地看她一眼。她拿起尚未装进塑料购物袋的刀就跑，火红的发梢飞扬，如同红色的蛇芯子。这正是购物中心打烊的时间。再过一刻钟，女经理就会出现在空旷的停车场上。女孩已跨出了超市的自动玻璃门，身后传来一声吼叫：“等一下！”女孩回头，见那个肥胖的收银员在收银箱里挖着什么，一边说：“还没找你钱呐！”女孩红发一甩，大小姐派头好极了，说：“不要了！”她人已经在十几米以外。

女孩买的这把德国厨刀让她行动起来很迅捷。几分钟后，她喘着粗气退进灌木丛，看着皮开肉绽的八成新福特车，她原来担心自己会害怕，现在发现是过虑了。她从巨大的书包里抽出那根早已准备好的木棒。从小就打网球、骑马的贵族女郎身手如同年轻的雌豹，步伐毫无声息。那木棍打在女经理后脑勺上，一种女孩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后坐力导入她的全身，世上不会有比这后坐力更刺激的事了。她看着向前趴去的四十五岁女人，幻想她不纯的白种血液流了一车。不纯的白种血统对纯粹白种血统的醉心是女孩极熟悉的，她从小生长的地方，黄孩子们聚在白孩子学校围墙的外面，墙内最琐碎无聊的事，也被他们想得神奇。年轻的凶手迅速离开了她的猎物，一面把凶器放回大背囊里。她所有的名牌都比白孩子们高档，而她知道她永远是个黄孩子。

我在网上查到一所私立高中，那里急需教现代舞的教员。一个小市镇，在南加州，据说他们的生源大部分是亚洲的贵族子弟。成百上千的吴川，被关在古城堡似的校园里，成为白孩子们想象的神奇世界。我依恋芝加哥，可是难道我在十多年前不依恋祖国故乡吗？我总是选择远行，或说远行总是选择我。

去面谈之前，我把我可能的远行计划告诉了吴川。她说那种学校糟透了，大鱼吃小鱼，没得吃就吃老师。她还说无论谁在那种学校都会在情感上窒息，最后情商降到零。总之她说了那学校一大堆坏话，希望我重新考虑。

我在她公寓的门口突然说：“对不起，做你姐姐我的情商也等于零。”

她没有答话。

我总是在她的淡然面前着慌而把话说过头。我说：“你和我一块去西部，在那里找个学校，不好吗？”

她问：“为什么？”

我死咬住那句“我舍不下你”，羞臊地把脸避开。忽然间，我找到个所以然来：“你在这儿不安全。说不定会侦察到你的。”

她知道我指什么了，但表面是一如往常的淡泊。

面谈成功后，我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她。她在手机里慵懒地说：“祝贺你呀。”回芝加哥的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个读《中国旅游》杂志的男人。起飞不久，他问我云南的石林是不是有画片上这样壮观，我说比画片上壮观多了，他看我一眼。一个拉丁后裔，纤巧的骨骼，一双巨大的黑眼睛充满不快乐。他问我是否是和我男朋友去的，他们再不快乐也要调侃。我说我根本没去过，但我知道中国的任何一处风景都是实地胜于画片。我见他入神地看着我，我加上一句：“你不会失望的。”他说他是个幼稚的中年人，对什么都存有梦想，他女儿十四岁时就说他没希望成熟了。我说他女儿到了二十岁就不会这样认为了，因为她将成熟一大截子。他说女儿昨天二十岁了，可还是这样说他。他刚刚应邀参加女儿的生日晚会，他的前妻因为他的幼稚而受不了他。我问他幼稚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他说盼望古典爱情，盼望去非洲丛林学鼓和舞蹈，等等。他是个药物学家，不务正业，上班为了混到退休，好去实现他的幼稚计划。

居然有这么一个傻子，几十分钟之内就和人掏心窝子。

飞机降落芝加哥之前，遇到了大风，气流狂乱。他问我在不在意让他拉着手，因为他不仅幼稚还是个胆小鬼，最怕乘飞机，假如这是他最后一次乘飞机，他将永远记着给他壮胆的人。在我们拉着手听天由命的半小时里，我也把我的故事讲给了他。从吴川讲到黎若纳，再讲到我胸前的疤痕，以及它几个月前被不寻常地暴露。他问我是不是为此而离开芝加哥。我说远行是我一贯的作风。

飞机安全降落了，他还拉着我的手。他翻到石林那张画面，说：“我想远行到这里，你一起来吧。”

在机场，我们一块吃了晚餐。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买两张机票，我们再原路飞回去。”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来的一路话没说完。”

我们分手时他叫我等他电话。第二天我一天都心惊肉跳，茹比、吴川、佳士瓦都给我来了电话，却没有那位《中国旅游》杂志读者的。我设想他在实验室穿着白色制服的模样，那双巨大的黑眼睛快活极了。我憎恨自己，何苦又陷入等待？黎若纳等待吴岱从香港一次次回来，打着为吴老太爷寻找投资机会的幌子来到那座侉与蛮之间的省城，和她偷欢几天。等待让她像我此刻这样烦躁，把一锅沸腾的骨头汤从炉子上端下，耳朵还在听着传呼电话叫人的声音。这时听见叫的是她的名字，她把锅子随手往我的小柜一放，就跑下楼去。那汤面上浮着比汤更烫的一层油。

第三天早晨，我收到的电话是通知我报到的，学校为我买公务舱机票。我鬼使神差地说：“不了，谢谢，我在芝加哥已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吴川和茹比。吴川“欧”地吼叫一声，就沉默了。我问她几次“怎么了”，她说她得深呼吸一下，高兴得呛住了。我走出门，在灰暗的芝加哥傍晚漫步。黎若纳在我的伤基本愈合之后要和吴岱去香港了。爸把七岁半的我从外婆家偷出来，交给了她。她带我去那家蛋糕店，告诉我最美味的蛋糕并不花哨，是那种看去古板的牛油清蛋糕，但我坚持点了带大堆奶油玫瑰的蛋糕。吃蛋糕时黎若纳说她自己是个坏母亲，假如我不原谅她，她完全是罪有应得。我似懂非懂，嘴里的奶油变得很腻味。

我回到公寓时，看门老头说有个先生来过。他形容的模样我一听就知道是谁。《中国旅游》杂志的读者把我的电话号码弄丢了，但他模糊记着我说的住址。看门老头说他一会儿还可能再来，叫我千万别离开。我在门厅里坐下来，读着律师的催债信。

那时我七岁半，跟黎若纳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公园。她叫我坐在草地上。她说：“来，妈妈给你梳梳头。”她拆开我的长头发，用梳子细细地梳，编成很紧很密的“麦穗花”，这种辫子能维持很长时间，她想这样一来我半生都可以省去梳头了。她一边编着我的头发一边哭，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她已经不想走了。只要我说一句不舍的话或原谅的话，她就会把火车票退了，和我一块回家。可我一声不吭，所以她不可挽回地给我编了一根永久性的辫子。

假如我当时不那么倔，不把眼泪忍住，说出我的依恋，也许我告诉《中国旅行》杂志读者的有关我的故事会完全不一样。我眼睛朝掌灯的大街上看，黎若纳的血流在我体内，让我管束不了自己，创伤累累，爬起来还要找个人来爱，终于找着一个比我还不顾死活要投入古典爱情的。我难道比那个干傻事的吴川好？黎若纳在二十多年前为她女儿梳辫子时险些辜负吴老少爷。这时我希望黎若纳还是抛弃我、爸、外婆，不然就没了这个和我争吵、惹我担心、不断干傻事的吴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