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书稿中，我以为留下深刻思索痕迹的，具有独见的，展示杨利景学术操练的主要成果的，应该是那些关于十七年如何进入文学史，关于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研究，关于知识分子和精神启蒙的话题的论文。它们也许都写于作者在高校任职期间，却并无呆板的学究气。对于十七年文学，他认为，无论是“压缩”、“忽略”以至于逐出文学史之门，还是挖掘“潜在写作”或者“重新解读”文本，其实从出发点上来讲都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对这段历史基本文学形态的厌恶，导致这种厌恶的理由可以是“一元化”、“政治化”，也可以是所谓的“虚假性”、“宣传性”等等，于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重建一种崭新的、可以满足我们期待的文学史就成为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然而，在杨利景看来，问题在于，不但以“文学的自主性”作为衡量十七年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是值得怀疑的，包括一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文学性”标准也是变动不居，难成准绳的。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文学史的书写疏离不了价值判断，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学史最本原的任务却在于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记录和描述上，而非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在记录和描述的过程中自发地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是潜在地指导记录和描述的，但这种价值判断本身无法担承起“史”的重任。他还纠正说，许多十七年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和流露的情感并不一定就是“虚伪的”、“做作的”。作家也并非圣贤，也不能保证洞穿一切，对于后来被历史证明的一些荒谬之举也难免曾经欢欣鼓舞地摇旗呐喊过。但是，现在的许多学者不知是为了谴责当时政治的“非人性化”，还是为了给作家寻一个借口，从而彰显作家的与众不同，往往将作家的真情实感归结为政治的强迫，片面地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批评当然是有见地的。

由于热切地关注现实，积极地介入现实，使杨利景的写作不可能是坐而论道的，隐身书斋型的。他认真地研究迟子建、孙春平的创作，表现了他细致的艺术直觉和喜欢研究作品的趣味，但更多的时候，他被网络文学、当代文学评价之类的话题所吸引，在这些即时性的问题上，他似乎显得更有激情。

我不认为杨利景是一个已经具有自己稳定的学术领域和风格类型的批评家。我认为他仍然处在成长中，可塑性很大，不确定因素也很明显。他具有优秀的素质，比如，问题意识，直指事物的根本的能力；再比如，求实，求真，朴素，严谨，构成他评论的主要格调。总之，他真诚，不矫饰，不绕弯子，不作秀。他拥有一种思辨的魅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对杨利景寄予更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