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用”的批评或批评家的“权利寻租”  

市场影响创作，创作阻滞批评——在这样的联动反应中，如果说市场经济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还是通过创作传导过来的，那么，市场对批评的直接征用，则更为深刻地“改造”着批评，导致批评性质和功能的异化。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要简单梳理一下计划经济时代文学的生产传播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角色和作用。计划经济又被称作指令性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的配置、产品的生产、消费等一切环节都依赖于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以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为例，作家的任务就是创作（有时候甚至题材、主题都要按照指令来确定），至于作品创作出来后读者欢迎不欢迎，出版后销售情况如何，这都不需要作家劳神。计划体制下的出版机构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只需照单生产，产品按计划分配给销售部门，业绩和利润与企业本身的存亡兴衰没有太大关系。在这种体制下，文学批评与市场几乎不发生任何关联。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站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阐释党的文艺政策并以此为工具进行文化战线上的思想斗争。8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中国社会开始启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基本没有触及到文化领域。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仍然处在计划经济的庇佑之下。这一时期，历史教训触发的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处理，使得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文学创作“向内转”，文学批评主潮亦随之转向，由对创作的外在规训转为对文学本体的关注，成为推动创作、引领思潮的重要力量。此时，文学批评与市场仍然“形同陌路”。

但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作家的创作开始具有市场意识。很多作家虽然在身份上还归属于作家协会这种体制内产物，但体制能够给予作家的往往也只限于一种身份的证明，作家的创作实力、经济收入以及许多附加价值更为直接地与市场联系在一起。同时，被推入市场中的文化出版机构也要面临残酷的生存竞争。得市场者得天下，市场决定一切。只有产品有销售量，有利润，企业才会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与出版机构很自然地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作家和出版机构共同的市场诉求中，文学批评被“征用”以及批评家自觉的“权力寻租”行为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