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十七年”文学见证了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探索文学道路的过程。虽然新中国将解放区文学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借鉴过来，但是，解放区文学毕竟是一种区域性文学，被作为整体模式推广后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在建国前，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的解放区文学，是作为包括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在内的三元文学形态中的一元出现的，建国后，解放区的文学形态对其他文学形态形成了强烈的挤压效应，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曾斩钉截铁地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84页。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并存的格局必然要被打破，文学的单一化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文学方面主要就是力图解决这一矛盾。并且，“十七年”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具体语境也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前者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后者则是处在一种战争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使一种战争文化下产生的文学模式在和平建设时期成功转型，这也是需要解决的矛盾之一。建国后一系列针对文学创作领域的批判、斗争，其实是反映了在探索有效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发展模式的努力和焦躁状态（借文学批判另有所谋者当别论）。

再次，“十七年”文学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段内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特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十七年”时期，整个国家从上至下都笼罩在一种激越、兴奋，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氛围之中。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气质。作为对现实世界主观再现的文学作品，同样秉承了这一精神特色。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是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业史》、《暴风骤雨》、《上海的早晨》，无不于字里行间再现着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也正是“十七年”文学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其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可取代的“这一个”的独特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十七年”文学缺席或被删减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肯定是一部不完整、存在巨大缺憾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