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人让我讲，人家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我要好好准备准备。所以我又重新把《艳阳天》看了一遍，不但是重新看了一遍，我还做了笔记，下了一番工夫，我确实觉得《艳阳天》写得不错。我把整个《艳阳天》分析了一遍，从人物到语言讲得很仔细，后来就是根据这次讲演整理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看艳阳天》。这篇文章写得很长，好几万字呢！那时台湾当然不会发表，大陆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向大陆投过稿子，我的这篇文稿是在香港的一个刊物《七十年代》上发表的。《七十年代》是比较“左”倾的，但“文革”以后就转向了，转为批评中国，改成《九十年代》了。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浩然，让他看一看。浩然给我写了回信，他说：叶先生你写得很好，你的分析很深刻，有些东西我写的时候是下意识的就这么写了，你这么一分析，果然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浩然认为我真的是看懂了他的作品，后来我回到北京，他还到我的北京老家来看过我，还请我去他家吃过一次饺子，他的家人我也都见过。

1997年，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来了一个新的文化参赞，他的中文名字叫王仁强（Richard King）。这个王仁强是U.B.C.大学的博士，名义上的导师是我。但他本来是研究小说的，而且是研究“文革”时期的小说，研究《艳阳天》。他来到U.B.C.大学，本来的导师Huters是研究小说的。Huters的太太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大学教书，Huters在温哥华教书，夫妻两人就分开了。后来Huters在美国找到一个职位，跟他太太在一起，所以就走了。我们学校就另外请了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导师叫杜麦可，可是这个人比较右倾，所以这师生两个不对头，王仁强就不肯认他做导师。他知道我写过《艳阳天》，就找到我，让我做他的导师，辅导他写论文。我说我不能做你的导师，我是搞古典诗歌的，去做另一学科的导师，这在学校里是不可以的，我怎么能接受不同学科的学生呢。王仁强就去找了亚洲系的主任，要求让我做他的导师。我刚到U.B.C.的时候，亚洲系的主任是蒲立本，后来蒲立本辞去系主任一职以后，亚洲系主任就是Peter Harnety。Harnety我也很熟，我刚到U.B.C.的时候，临时找一个住处，就住在他家的地下室里。Harnety找到我跟我说，这个问题得解决，他是个博士生，总得有一个导师，要不然怎么办呢？因为是系主任跟我说了，我就答应了。所以我说我是他名义上的导师。

因为王仁强是研究浩然的，所以他对浩然很有兴趣。1990年代的时候，王仁强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做文化参赞，有一次他跟我说，我们找浩然谈一谈吧，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就跟浩然又见过一次面，那时他已经得过一次脑血管病了。而且因为那时跟他过去生活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起初他还有一个理想，他说现在经济上、商场上的事他都不懂，他不写这些，他想要把他的生平以自传体的小说写出来。我说很好，这是值得记录的，不管怎样，这是你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可是现在他没有完成，只写了少年时代，出版后曾送给我一本。后来他又病了几次，完全不能写作了。我还是很同情他的，因为浩然不仅有才华，还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人。虽然江青拉他，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江青欣赏他就怎么样，他还是尽量跟江青保持距离的，只是不得已，也不能不应付就是了，所以我对他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1975年我写完浩然的《艳阳天》读后感以后，又有《星岛日报》也向我约稿，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艳阳天里边《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还写过一篇《浩然访问记》，“文革”过去以后，重印《艳阳天》的时候，浩然让我再给他写一篇重印序言。前后加起来，我关于浩然写过四篇文章，可以编一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