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教师，她不安于校园的平静；当作家，她不耽于文字的美好。重回家乡，她用双脚丈量土地，借梁庄观察农民的命运并发掘隐蔽的中国。她说，那些说农民天生爱土地的话都是虚妄的，农民是不得不爱，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归属。

写作的最初冲动是个人情感先于社会责任

我知道您最近各种的采访、领奖都特别多，因为您出了一本最新的书——《出梁庄记》。上一本书是《中国在梁庄》，这本书出来获得了很多的欢迎之后，您这本《出梁庄记》还没有面市就获得了很多的关注。我第一个问题想问您的是，比起写作上一本书来讲，在写作《出梁庄记》的时候，关于结构上、内容上、表达力度上等方面，您的思路是不是更清晰一些？

梁鸿：我觉得问题不是更清楚了，反而是更复杂了。因为《中国在梁庄》可能实际上是突然被放大的一个文本，当初写的时候我就是想我回到家里写一本我想的东西，至于它有什么样的社会功效、有什么样的社会反响，那个时候是一点儿没有考虑的。做学问一般很少考虑到市场的因素，写《中国在梁庄》我没有想写成市场的，但是也没有想写成学术，就是想到我要回家，我要去写这样的一个东西。后来《中国在梁庄》被放大，我也获得了很多关注，也领了不少奖，当我再萌生念头写这个《出梁庄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非常担忧，一部分朋友也替我担忧，说续集一般是很难写的，万一写失败了多不好，《中国在梁庄》已经证明了你还行就可以了，你还是老老实实搞你的学术去吧。但是对于我来说，不管怎么样艰难，我特别想把这个事情做完。这样我的一个完整的里程才能够完成，我一个完整的当代叙述才能完成。

所以在写《出梁庄记》的时候实际上我非常谨慎。第一方面我要避免《中国在梁庄》里面的很多缺点，比如说在情感上有点泛滥，但是第二本书我并没有放弃情感，毕竟梁庄是私人史的梁庄、是个人史的梁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意义的村庄，所以依然保持情感的一面，但是可能要稍微内敛一点儿、稍微冷静一些，情感结构上怎么来把控，是特别考验我的一个方面。我在写第一段的时候，写第一章闲话的时候，要重回梁庄嘛，我其实写了好多个开头，最后才完成这样一个闲话开头的梁庄。你可以看到第一章实际上就写到军哥之死，军哥他是作为一个无名尸在湍水里面淹死的，我觉得还略带一点点遥远的味道。

另外一层在内容上处理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中国在梁庄》可能更多的是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但是《出梁庄记》面对的是一个广泛的、广阔的中国大地，因为梁庄人的足迹实在太远了，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只有重回梁庄去找电话，找完电话之后我曾经在我的书房里面搞了一个地图，然后以梁庄为圆点就画线，我发现梁庄人踏遍了中国的各大城市。

另外在人物上其实我也做了一个规划，因为人物非常多，你不可能重现所有的，而且写作毕竟还是有结构的，必须得有线索，所以我是以福伯家、五奶奶家，还有韩家，这三大家族为一个基本的圆点来辐射梁庄其他的人群，这样一来也稍微清晰一点儿，就在之前它全是一大堆模糊的材料，到最后才成为《出梁庄记》这样以城市、以工种为基本的点来带动线索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