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对，这都是陷阱。因为它有很大的现实需求，你会被挟裹在其中，比如说田园诗般的那种乡土书写，当然我们在文学里把这种田园式的村庄作为一个人类最高的乌托邦的理想，这是完全可以的，像沈从文他要建构一个希腊小庙，这就是跟现实无关的一种理想的人性最高的存在，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乡土书写。但是很多人明明是在写现实，但搞得像这样美的乌托邦的书写，我觉得这是虚假的。

您对梁庄包括其他的中国的乡村、在中国城市当中谋生的农村人的这样一个可以算比较全面的观察之后，您觉得像鲁迅他们所写的中国农民当年的那种精神状态在现代的中国农民身上还存在吗？

梁鸿：依然存在，并且依然牢固地存在着。写《出梁庄记》我特别警惕，一下笔我发现有点像鲁迅的那个，我不是说跟鲁迅一样，而是说有那种启蒙的感觉，所以我就赶紧收回来。为什么我这么警惕呢？我在想100年之后，如果我还是沿着鲁迅的这个路子来写，如果我呈现的还是一模一样的农民、一模一样的生活，那么是不是我有偏颇，我有被遮蔽的地方呢？刚才我为什么说依然存在呢？当我们用一种普遍的视野来看农民的时候，农民工坐在公交车上，农民工坐在地铁里面，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依然是麻木的，依然是沉默的、肮脏的，是这个社会的风景的一部分。但是他是否就真的是这样子呢？如果100年之后我们依然这样理解农民的存在，我想我们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100年之后，农民依然没有主体性，依然是被动的命运，即使你身在城市，即使你挣了100万，可能你的命运还是没有改变。尽管是这样，我还是希望把农民内部的丰富性更多地呈现出来，因为有丰富才有可能。比如说我在书里面写了很多反抗，我希望把这种冲突展示出来。虽然比较微弱，但是他并不是完全的沉默、完全的认命，他在不断地反抗、不断地被压，又在不断地反抗，他总是会带来某些松动的，这也是我警惕那样一个特别确定的判断的一个原因。一开始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虽然那样回答，但我是特别警惕的，我们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做大判断，说农民没有任何的改变，这种判断我觉得是不太负责任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在接续和重新完成“五四”以来的那种乡土文学的一个使命？

梁鸿：对，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接续完成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