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总体看来，你在瑞典文学界获得了很大的认可。这让我想起北岛，他在海外也有着不低的声望，而且还是近年呼声较高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我听说，他生活并不是很宽裕，现在主要靠挣稿费生活。有人开玩笑说，不用担心约不到北岛的文章，只要你开得起稿费。我想，他现在诗歌写得少，或许跟生存的压力有关。相比写诗，写散文能挣更多的稿费吧。你的情况怎么样？

李笠：我靠瑞典给我的作家工资生存，从不写散文挣钱，有时为电台写些生活的感想。虽然贫困，但有着很多人没有的自由。

傅小平：生存环境的改善一定也影响到了你的诗歌创作。你初到瑞典时写的诗歌很有冲击力，有生活和心灵的痛感。近年的诗歌趋向于节制、内敛。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反差？文化和气候环境对诗歌创作有直接影响吗？

李笠：是的，有直接影响。诗是内在精神的再现，肯定要受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北欧气候寒冷，宽叶木很少，几乎没有肥硕的果实，人也很沉默，好像一切都已被事先削减。这会让你的诗歌更加硬朗、枯瘦，具有线条感。

我早年写诗，与现在确有反差。这与年龄有关，就像春天和秋天一样。我快到知天命的岁数了。当然，这也和生存的环境有关。漂泊，一个人，是一种状态，它反映在诗歌里；结了婚，有了孩子以后，又是一状态。有了家庭后，我的诗开始慢慢平静下来，现在，十年后，这一平静转向了沉思。

傅小平：这是一种相对笼统的说法，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就像每个人都必然会经历生老病死。我想知道，在这二十二年的漂泊岁月中，你能否理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精神线索？

李笠：翻看一下我的六本瑞典语诗集，你就会发现，本本都围绕着家园、语言、死亡、孤独等主题。其实，一个移民诗人，终究摆脱不掉那种缠人的寂寞和漂泊感。这二十二年的漂泊中，整整有十年，我没有离开过一个字，就是赌。我差不多每星期赌一次。有时每天赌。赌，总是输多赢少。有时一晚赌掉上万克朗。于是，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母亲，她勤俭的生活、微薄的工资。一阵痛刺着我的心胸。“但这是你的生活啊！”我安慰自己。我继续赌。

赌，成了我生活的一项内容，它使我享受超越，享受爱情无法提供的逍遥，一种宗教式的升华。有时，输得一分钱不剩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像一名船沉后游到荒岛上的水手，坐在星空下，打量四周的一切，咕哝着人类最简单的三个字：我——活——着！类似的经验我在《陪北岛赌》一诗里也做了记录。在这首诗里，赌，已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输赢问题，它直接与写作有关：“……你压5，色子/偏停在6或4上/你压8，它又跑回到32/是的，每个数字都是一首诗/通向我们梦寐以求的境界……”

这是那十年间我最大的一个大感觉——“赌”；第二大感觉是：“你”，一个血肉鲜活的汉字，始终被“翻译”纠缠着。你不停地在向陌生的语境解释着自己。然而，解释有时是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