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这段时期，我开始对着“小甜心”弹奏音乐。有时，我会轻唱，歌词是自己编的，也不会过时，诸如“宝贝是男孩！宝贝是女孩！宝贝是只小虫子！宝贝是只毒蜘蛛！”（如果你不由自主地觉得我有些神志恍惚，那就尽管打量我吧。）谢天谢地，我还有一架照相机。有些时候，我会把我那只又大又鼓的双耳式耳机套在朱莉的肚子上，播放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或是《我的心属于我爸爸》，开始早期的胎教。

如果在旁人看来我俩似乎是在赤手空拳地冲向孩子即将降临的那一刻，边前行边捡起一些零星的知识，那么他确实在就事论事。我们并不为此烦恼，因为再过不久，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一切都会明朗。我们已经报了一个拉梅兹分娩课程班；终于，我们即将学习到如何生育一个孩子的方方面面。

然而，课程的历时之短和它在整个分娩过程中相对滞后的安排令我有些吃惊。课程总共四课时，每个课时将近两小时，每周安排一次课。比起这样的生育课程，我获得驾照的时间还更长些。教授他人如何应对孩子的到来，真的，对着一位几周后即将成为父亲的人，应该说是最难启齿的，因为这是你，身为一个父亲，应该怎样应对孩子的降临。“啊呀，怀孕这门子事儿也不难……哎？我刚才说什么了？”

在去拉梅兹的前几个月里，我们畅想的亲子生活被粉饰着淡而柔和的色彩，有可爱、小巧的婴儿服装和一个干干净净、无可挑剔的小宝宝，像鸽子似的咕咕叫唤。然而，首节课的前几分钟就把我们带回了现实。教员给我们看了在生产时需要揉进孩子头颅的监测传感器，并把它在学员中传递了一遍。

我握着这个微小、蜷曲的线状物，仿佛它是世界上最平常不过的东西。好吧，我想，但我仍然没法想象刚才大夫描述的那个场景。

除了婴儿头皮监测针（一种监测胎宝宝在母体子宫发育情况的设备——译者注）外，教员还给我们看了其他设备。比方说，我先前还不知道在20世纪末，如果一个女性面临生产时羊水还没破，解决方案中需要动用一只巨大的塑料钩。医生们必须首先用塑料钩捅破她的羊水，随后方可将婴儿头皮监测针粘在宝宝头上。

我有点儿反感这位教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坚持称呼在座的每位男士“从属人员”。我们在进屋后的自我介绍中都称自己为父亲，因此她大可不必在这丁点儿敏感的政治精确度上过分计较。她依然称呼母亲们为“母亲”，而我一直在等她称呼她们“宿主有机体”。我算是动了肝火，她每说一次“从属人员”，我就掰着指头数数。有一堂课上，她念叨了13遍，看到我在笔记上画正字，她方才停下改口称“父亲”。因此，整个过程中，我说话总是言简意赅、略带挖苦。

“所以，母亲们，护士做的首件事情就是将新生儿递给你们，随后你们就可以数一下孩子有几根手指、几根脚趾……”

“还有几个头！”我殷勤地回答道。

她还谈到父亲有可能真正担负起剪脐带的职责，但我很早就铁了心，对此不抱任何兴趣。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是我感觉这只是用一种廉价的方式让父亲们似乎进一步融入到了分娩过程中去。但坦白地说，主要原因十分简单。我承认我无法抗拒假装自己是婴儿城市长的诱惑，头戴一顶高帽，肩上缠着一条红绸带，手握一把超大尺寸的剪子，郑重其事地为一家新开的购物中心剪彩。我清楚自己毫无疑问会是手术室中唯一一个笑出声的人—面对着假想中的记者群，摆出剪彩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