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清楚，电话就在那里。过去的24小时里我还用它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我就是没料到在朱莉生产时，那部位于卧室床头桌上的电话会丁零地响。我甚至从未想过这样的事居然会发生。我站在床边，看着她挣扎着将一个生命带到人间。这是一个有关礼节的问题。在你的妻子面临生产时，电话响了，该由谁去接？是你，还是护士？难道不该安排一个人，专门在这些蹊跷的事情发生时负责应对？屋里的每个护理人员都手忙脚乱。毫无疑问，接电话的任务落在了我头上。我拿起话筒，这感觉就像被卷进了一幅蒙提?派森（MontyPython，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六人喜剧团体）的速写中。“喂？”“罗伯特，我是珊迪。”电话的那头是朱莉的母亲。当然，这时打电话来的不是母亲还会有谁。“我可以跟朱莉通话吗？”我向妻子望了一眼，一次分娩挛缩刚过，她此时正在急促地呼吸。她也望了我一眼，不敢相信此时还有人想跟她通话。“哦，她有点儿忙，孩子快出生了。你们会过来吗？”“我们马上出发。问一下朱莉她想为她弟弟买什么圣诞礼物。”“谁打的电话？”朱莉问。“是你母亲。”我回答道。“啊？她在哪儿？她想干吗？”我迟疑了一下，朱莉的脸色变了，因为又一次挛缩即将到来。“她想

知道你想给格斯买什么圣诞礼物。”

“天哪！”随着挛缩的袭来，朱莉转过头去闭上双眼。“干脆把电话挂了。”

“您听到她说什么了吗？”我问朱莉的母亲。

“我听到了。”她回答。我发誓电话那头的声音确实僵硬了。“告诉她我们在路上。”

在可爱而迷人的药物作用下，朱莉被完全麻醉了。坦白地说，她对这一幕完全没有印象。为了使叙述有始有终，我才添上了这笔。这个小插曲并没有什么言外之意，只是我很喜欢将它讲给别人听。

我在生活中很少会忏悔。虽然我不想让人了解得这么多，但这一点可能道出了我更多的本质。我也不清楚。我的拒不忏悔很有可能是一种防卫，一种逃避，使我逃避本该感受到的一切糟糕的愧疚感。坏家伙？怯懦的自恋狂？任由你判决。

然而，生活中有些事却会让我深深自责。我还是个孩子时，一个冷得出奇的夜晚，我将我养的仓鼠“嗯嗯”遗忘在车库里。第二天我发现它时，它已四肢僵硬。我眼泪哗哗地把它埋在我家屋子后面的小巷里。多年之后，我才得知有时仓鼠会依靠蛰伏来应对寒冷。可怜的“嗯嗯”大概被我活活地埋在了土里。高中时，我明明约好一个女孩，后来却爽约了。原因并不在于她做错了什么，而是她长得太美了，美得使我丧失了赴约的勇气。大学时，我曾开车轧过了一只猫，我十分害怕，但没有回头确认它的状况。（据车子底下它发出的声音判断，它的状况一点儿都不乐观，我也将因此孤立无援。）

但最令我痛心不已的还是那件事，那件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舒勒刚出生时，我在底特律的那家医院第一次抱起她。她是在圣诞节前几天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降临的。之后，我无数次地抱起她。透过她的双眼，我什么都没看到，没有一丝一毫的异样令我怀疑什么地方出错了。这些是我回忆中痛彻心扉的时刻。我知道这听起来荒谬、愚蠢、错误，但当时我困惑不已，至今依然不得其解。

我凝望着这双幼小的眼睛，舒勒的怪兽也望着外头的我。但我却丝毫没去怀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