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快得知了结果。距测试仅过了几天，我们就被告知舒勒已成功通过测试。她不仅听力完好，而且根据测试结果，显然她的身体对声音的物理反应甚至高出了常人。我们都知道她没有失聪，但比起在印有耶鲁医学院几个大字的精美报告上亲眼看到测试结果，只是心里明白并不足以消除我们的全部顾虑。

测试的结果令人兴奋，但也同时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那个夏季，我们开始挣扎地接受舒勒存在听力问题这个可能，她可能成为残障人士中的一员。这是一个艰难的想法，但多少能给人一些安慰，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如果她成为那个世界的一分子，有一群人将会在那里等待她。

面对测试结果，我们突然又回到了不知所措的状态。

负责听力测试的医生在我们的电话交谈中十分镇定。“有时孩子们只是还不知道想说什么。”她说。我想要相信这是真的，但我的疑虑仍然纠缠不休，事情没那么简单。

几个月前，达娜为我们带了一下午孩子，她将舒勒带到她家。而舒勒也像以往一样交上了朋友，博得了每个人的好感。总的说来，大家都过得很愉快。但正当她俩准备离开时，达娜的母亲轻声对她说，“我觉得这个孩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达娜告诉我这句话时，我瞬间火冒三丈。“谢啦，”我说，“这句话真让我醍醐灌顶。”但我的怒气并不是针对达娜。达娜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她对我坦诚相见，这一点我在任何时候都毫不怀疑。

我生气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她错了。我生气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担心她可能是对的。在过去的几周中，我曾多次望着舒勒，在这些完全清醒的短暂时刻，在我的防卫机制入侵之前，我也自言自语，什么地方好像不对劲。

那个秋季，我第一次在梦中见到舒勒说话。那时她还不足两岁，因而她在我梦中还是第一次过生日时的样子。这个形象重复地出现在多个有关她说话的梦里。她的个性变得如此鲜明，如此外向，如此经久不衰地积极向上，因此我们越来越难以接受这个小不点儿无法说话的事实。在我的梦中，奇怪的是在许多人（朋友也好，陌生人也好）的梦中，舒勒说话了。直到今天，我梦中的舒勒都是会说话的，我敢肯定，在我的余生，她都会在我的梦中说话。

就是在这个梦中，我和舒勒坐在一起吃午饭，突然她抬头看着我，嘴里蹦出一个单词，“兔子”。整个梦就是这样，她只说了一个词。我不知道梦中的兔子因何而起，但接下来的几周，每当我同她说话，列举单词让她模仿时，我会说很多遍“兔子”。我没法说我相信梦的预见性，但我也不愿意排除有这种可能。

当然，什么事都没发生。舒勒望着我的嘴唇，有时她会尝试发声。我可以听到她发出了正确的元音，但仅此而已。她被安排于未来的几个月内去见一位语言病理学家，这是这位专家在接受病例上最快的时间安排。西蒙医生也将舒勒列入了耶鲁儿科研究中心的候诊名单，但她也告诉我们候诊人数很多，需要耐心等待。舒勒或许至少要等待一年才能得到医生的预约，也可能是两年。与此同时，我们依然要同医生一起试图扫除她失语的障碍。

随着我们对她的关怀日益深入，我自身也发生了有趣的转变。我是一个自私的家伙，只会自顾自，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一溜烟地走开。然而，舒勒的处境越令人担忧，我却越发深沉地爱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