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舒勒已日益对这些测试感到厌倦。她快速地成长着，从一个学步的幼儿长成了一个小女孩，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她在同龄人中长得不算高大，但依然在长高，长得又瘦又长，变得吵吵嚷嚷。她爱穿匡威高帮帆布鞋，留着短发，牛仔裤上永久地留有在草地玩耍过的痕迹。她也日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小孩，爱笑，性格阳光，但显而易见对测试极不耐烦。我们察觉到这将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个秋季有两个大型测试在等着她。

11月，舒勒会接受纽黑文公立学校系统早期儿童测评团队（ECAT）的全面检测，作为她从0～3岁项目到公立学校介入项目转型的一部分。

而到12月，耶鲁儿童研究中心金碧辉煌的大门也会最终向我们敞开。

ECAT测试由几位儿童成长研究人员负责，他们确实是你见到过的最诚恳的研究人员。朱莉进了一间办公室，为一项语音测试提供答案。这一测试检测了舒勒使用葡萄园牌适应性行为测量天平的能力。而我则跟着女儿进了一间游戏房，同我们一道进去的还有一位不苟言笑的研究人员和她的助手。房间里满是玩具。他们观察舒勒独自玩耍的情景，还时不时地打断她，发出一些指令。我可以判断出我的孩子已火冒三丈了。

“斯高勒，你可以把所有这些玻璃弹球都放回这个罐子吗？”那位研究人员说。尽管我已礼貌地纠正过很多次，但在这之前她还是一个劲儿地把舒勒的名字叫成“斯高勒”。她站在一张短短的桌子旁，桌子上摆着一只塑料大罐子和一个大碗，碗中是一架巨大的玻璃弹球分类器。舒勒失望地看着研究员，但当她回头看我，并看到我向她点头会意时，她尽管不乐意但开始将玻璃弹球放回去。

收拾完毕后，舒勒受到了研究员的表扬，沾沾自喜了一小会儿。她瞟了我一眼，露出淡淡的神秘的微笑。随后她泰然自若地举起罐子，将它翻过来。玻璃弹珠在硬质的地板上四溅，足足有上百颗。它们在舒勒的脚边一跃而起，就像是宇宙大爆炸时那样惊天动地。研究员语无伦次地说着话，满屋子跑着试图将玻璃弹珠都捡起来。这时舒勒得意地大笑起来。

她没有同ECAT团队的成员交上朋友。

团队得出结论，舒勒的各项成长指标都滞后。他们用来描述我们女儿的措辞开始变得令人提心吊胆、无所适从。我们开始收到一个又一个没有实际答案的结论和一份又一份令人战栗的报告，尽管陈述的方式各有千秋。面对每一份陈述我女儿有多异常、有多少缺陷的医学报告，我的心就像被刀多割了一道口子，我的情绪也再一次低落。

我刻骨铭心地爱着舒勒，可能也带着自欺欺人的成分。我告诉自己，我不相信舒勒有任何严重的缺失。但偶尔我也可以走出笼罩着一位父亲的盲目而敏感的烟雾，观察她神秘地与自己的影子跳舞，她几乎无法将视线从中挪开。我也看到即便是其他孩子簇拥着她，她也无法同他们直接交流。就在这些时候，我默认了舒勒确实有哪儿不对劲。

新英格兰的秋季到来了。有一天我们带着舒勒开车兜风，不知不觉来到了海滩边。康涅狄格州所有的海岸线都面向长岛海湾而不是大海，因此这里的水域几乎总是风平浪静。我们下车走向沙滩时，像我这样的沙漠前居住者也十分清楚，潮水已经退去。大片的沙滩显现出来，上面还有若干退潮时留下的水洼。地上随处可见攒动的生命；幼小的蜗牛和螃蟹破土而出，缓慢地四处移动，上千柱微小的水流从沙中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