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提要：永嘉之乱到北魏统一北方的一百二十多年，史称五胡乱华时期。其间西晋的“伶官乐器”七易其主，由于战乱不断，王朝更替过于频繁，北方十六国大多无暇顾及乐事。魏道武帝(太祖)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乐府建设拉开了序幕，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魏孝文帝太和(477—499)中，北魏乐府的建设才有了起色。《魏书·乐志》虽称元魏乐府“如汉晋之旧”，但实际的乐府官署却只有太乐，与宋、齐两代基本一致。北齐乐府官署，在太乐之外，又增加了鼓吹署。北周依周制改创官制，乐府机构称大司乐，后改为乐部。这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都是比较特殊的。隋代乐府官署恢复了汉魏之旧貌，设太乐、清商、鼓吹等署，均归太常掌管。在北魏、北齐、北周三朝，胡乐广为流传，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隋代形成的《九部乐》，则是北朝约二百年间胡、汉音乐深度融合的结果。
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基本仿效南朝而略有变化，隋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则与魏和西晋基本一致。自北魏起，在向传统回归的表象下，乐府歌诗在音乐上明显受到胡乐的影响，形成了胡汉融合的特征。
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整个北方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从公元318年起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大地上存在时间稍长的国家就有十六个之多，史称五胡乱华时期。这一百余年间，政权更迭过于频繁，这些小王朝根本无暇顾及乐府官署的建设。而西晋旧有的伶官乐器，在战乱中被不断地从一个小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小国家。如上节所述，在慕容隽平冉闵及东晋破苻坚时，曾有部分乐工南逃或被俘，成为东晋乐府官署中的成员。但更多的乐工和乐器还是留在了北方，成为北朝乐府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魏书》卷一百九《乐志》曰：
永嘉以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隽平冉闵，遂得之
“得”原作“克”，此据唐长儒点校本《魏书》改。［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九《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27页。
。王猛平邺，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这一段话，对西晋“伶官乐器”的转移作了较为清楚的说明。为了更好地了解五胡乱华时期西晋雅乐的存亡去向，我们有必要对上引一段文字作一点简要的疏解：公元311年，汉主刘聪攻破洛阳，西晋之“伶官乐器”尽入于汉。公元319年汉帝刘曜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公元329年，前赵为石勒所建的后赵所灭，这些“伶官乐器”又为后赵所得。公元350年，冉闵灭后赵，改国号为魏。但魏只存在了三年，就在公元352年为前燕慕容隽所灭。公元370年，前秦王猛灭前燕。前秦建都长安，因此西晋之“伶官乐器”又“入于关右”。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于东晋，公元384年慕容垂叛前秦建燕，史称后燕。慕容泓乘乱占据华阴建西燕，386年，西燕慕容永，东据长子，称帝，故“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公元394年，后燕慕容垂破长子，杀慕容永，西晋之“伶官乐器”，“并入中山”，至公元397年，魏道武帝(太祖)拓跋珪破中山，又为北魏所得。在这近百年的辗转交接中，西晋“伶官乐器”七易其主，其中以隶属于后赵的时间最长，但也只有24年。由于王朝更替过于频繁，且几乎年年都有战乱，各个小王朝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过问乐府之事，加上战乱中乐器的遗失、乐工的死亡和流失及缺乏新的音乐人才培养的保障条件等原因，伶官乐器的日益减少是可想而知的。这是这一时期西晋“伶官乐器”转移的大致情况，也是我们讨论北朝乐府官署和歌诗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虽然史称北魏得到西晋伶官乐器后，“不知采用，皆委弃之”
［唐］魏征等：《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13页。
，但是从史书记载来看，北魏的宫廷音乐建设却正是从此开始的。在破中山的第二年，即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正月，“徙山东六州吏民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魏书》卷二《太祖纪》“三十六署”之“署”原作“万”，此据唐长儒点校本《魏书》改。［北齐］魏收：《魏书》，第47页。徙百工伎巧事又见《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第2849页、第2850页。
。七月，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同年十一月，又“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3页。
将音乐制度的建设正式纳入了议事日程。从后燕获得的这些“百工伎巧”中无疑包括一批有较高修养的“伶官”，这构成了元魏乐府起步的必备条件。天兴四年(401)也有“命乐师入学习舞”的记载，至天兴六年(403)，乐府机构已初具规模。《魏书·乐志》曰：“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抵、麒麟……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可知，元魏乐府的建设是以汉、晋乐府为效仿对象。由于典籍记载过于简略，对它具体的设置已很难说清。从天兴六年冬的诏令可以看出，它早期的官署设置也应是“如汉晋之旧”，包含太乐、鼓吹及专司舞人的总章，但是在其他相关记载中，我们却只能找到有关太乐的材料。《魏书》对魏代乐府官署的记载之所以前后不一，恐怕是因为在设置乐府之初，虽然有仿照汉、晋官制建立太乐、鼓吹两个乐署的计划，但饱经乱离之后，当时乐工和乐器的实际情况远远不能满足这两个乐署的需求。因此，天兴六年诏书所说很有可能有名而无实。《魏书·乐志》称：“高宗、显祖无所改作。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又称太和(477—499)初，“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据此，自天兴年间(398—404)建立乐府官署后，经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四朝六十余年的发展，北魏乐府不仅没有多大起色，甚至还出现“旧工更尽，声曲多亡”的倒退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太和十五年(491)以前，《魏书》中凡涉及乐官的地方，皆称为“伶官”、“乐官”或“司乐”等，而没有与前代乐官相一致的官职称谓，这进一步说明了天兴六年的诏书的确未能落实。
直到孝文帝太和(477—499)中，北魏乐府的建设才出现了新的变化。《魏书》卷七《高祖纪》记载“太和十一年(487)春，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魏书·官氏志》曰：“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十二月，置太乐少卿官。”又说：“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其中提到的乐官有：协律中郎(从四品下)、协律郎(从五品上)、太乐祭酒(从五品中)、太乐博士(六品下)、太乐典录(从七品下)等，说明北魏实际设置的乐府官署只有太乐，而与天兴六年诏书所载不同。这除了受乐器和乐工的限制外，受宋、齐乐府官署的影响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从《魏书》及《宋书》、《齐书》诸帝纪可知，北魏从太武帝至孝文帝的七十余年间，南北虽时有干戈，但与宋、齐两国的使节往来一直没有中断过，交往频繁时每年都会互派使者。从前文的论述可知，当时宋、齐乐府都是承东晋传统由太乐兼管雅乐和俗乐。从文化包括音乐的发展水平来看，北魏远远落后于宋、齐。因此，北魏乐府官署的设置舍弃西晋而改为向宋、齐学习就是非常自然的。但北魏乐府官制至世宗宣武帝初，又有变化，此后便以为永制。这次改革中，孝文帝时所设立的乐官只保留了协律郎一职，并从从五品上降为八品下，同时，还设立了太乐令一职。
又《魏书·乐志》曰：“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这些清商乐，应当也像宋、齐乐府一样隶属于太乐。因此，北魏乐府官署的设置与宋、齐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北齐乐府官署，在太乐之外，又增加了鼓吹署。《隋书·百官志中》曰：“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太常属官有协律郎二人，掌监调律吕音乐。统太乐署令丞，掌诸乐及行礼节奏等事。鼓吹署令丞，掌百戏、鼓吹乐人等事。太乐兼领清商部丞，掌清商音乐等事。鼓吹兼领黄户局丞，掌供乐人衣服。”北齐乐府官制的变化，很明显是对梁、陈两代加以效仿的结果。北齐建国(550)时当梁末(简文帝元年)，一方面，梁代在宫廷音乐方面的改革早已完成；另一方面，北魏宫廷音乐经过多年的建设，在乐器和音乐人才两方面均已能够满足乐府官署扩展的需要，或者说具备了向梁、陈学习的能力。
北周乐府官署与此前各代又有所不同。《周书》卷二《周文帝纪下》曰：“魏恭帝三年(556)，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初，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然为撰次未成，众务犹归台阁。至是始毕，乃命行之。”但到周武帝保定四年(564)五月，“改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周书·周武帝纪上》)对周代乐府官制名称及前后变化，《通典》的记载较为详细：“后周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后改为乐部，有上士、中士。”(《通典》卷二十五)又记周代乐官品第曰：“正五命春官大司乐中大夫。正四命春官小司乐下大夫。正三命春官小司乐上士。正二命春官乐师、乐胥、司歌、司钟磬、司鼓、司吹、司舞、龠章、掌散乐、典夷乐、典庸器中士。正一命春官乐胥、司歌、司钟磬、司鼓、司吹、司舞、龠章、掌散乐、典夷乐、典庸器下士。”据《周书》所载，周太祖建六官后，长孙绍远曾任大司乐(《周书》卷二十六《长孙绍远传》)，斛斯征曾任司乐中大夫(《周书》卷二十六《斛斯征传》)；而周武帝改革之后，唐令则在“大象中，官至乐部下大夫”(《周书》卷三十二《唐瑾传》)。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北周的乐府官制是比较特殊的。
隋代统一天下后，南北方音乐文化汇为一体。乐府官署也恢复了汉魏之旧貌，《隋书·音乐志下》曰：“开皇九年(589)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隋书·百官志下》也说：“(隋)太常寺有协律郎二人，统太乐、清商、鼓吹等署。各置令一人，太乐加至二人，丞一人，太乐、鼓吹各至二人。太乐署、清商署，各有乐师员，太乐八人，清商二人。鼓吹署有哄师二人。……(炀帝)改乐师为乐正，置十人。罢衣冠、清商二署。”关于隋炀帝罢清商署一事，王运熙先生已据《新唐书》、《唐六典》等书唐代并清商鼓吹为一署，及炀帝改太乐、清商乐师为乐正并“加置十人”的记载力辨其非，指出：“是炀帝不特不废清商署，且加置乐师。其所作《泛龙舟》曲，《通典》、《旧唐书》俱列入清乐。这样看来，《隋书·百官志》之说，恐不足据。”
参见王运熙：《乐府诗述论》，第191页。
《旧唐书·音乐志》则称“(清乐)武太后时，犹有六十三曲……自长安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因此，清商乐中能合于管弦的，只有《明君》、《杨伴》等八曲。而据葛晓音先生的考证，“清乐在宫廷被冷落，主要还是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清乐作为一个独立的乐种，虽然衰落，但至唐末尚未消亡，也没有全部被燕乐所吸收。”参见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第148页。
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隋书·百官志》炀帝罢清商署的记载是不可轻信的。
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基本仿效南朝，隋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又与魏和西晋基本一致，而乐府官制经过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变化仿佛完成了一个轮回，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其实，这一切都是似是而非的，在乐府官制基本相同的表面现象下，北朝与南朝、隋代与魏晋(西晋)在音乐特征以及歌诗生产等方面均有着重大的差异。而胡乐的影响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魏书·乐志》称道武帝初的情况是：“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隋书·音乐志中》也说：“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并说北魏天兴(398—400)初所用庙乐“杂以《簸逻回歌》”。这是北魏初期雅乐兼用胡乐之证。《旧唐书·音乐志二》说得更为明确：“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这些北歌，“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其不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按今大角，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回》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辞”。《魏书·乐志》又说：“后通西域
据《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北魏通西域在太武帝太延(435—439)中。
，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可见，北魏初期乐府中胡乐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这种状况直至魏末也没有多大的改变。
孝文帝是一位“垂新雅古，务正音声”的君主，然而太和(477—499)初，“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到了太和七年(483)秋，中书监高允的奏书中还在指责乐府歌词“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甚至在太和十五年(491)、十六年(492)的诏书中，孝文帝一边责令乐官“不得仍令滥吹也”，一边为“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而“愧感兼怀”。
以上引自［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九《乐志》，第2828页、第2829页。
从《魏书·乐志》可以知，从孝文帝之世直至孝明帝初年，雅乐的建设一直处于讨论和尝试阶段，至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又被元匡等“奏停之”。孝明帝正光(520—524)中，安丰王元延明受诏监修金石，但“天下多难，终无制造”，只有元延明与其弟子信都芳所撰的《乐说》保留下来。庄帝末，尔朱荣入洛，“军人焚烧乐署，钟石管弦，略无存者”。《魏书》卷八十二《祖莹传》称，朝廷又命“(祖)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三载乃就”。但这一次所造雅乐也是“戎华兼采”
［唐］魏征等：《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第313页。
，而且“名多谬舛，莫识所由，随其淫正而取之”［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九《乐志》，第2843页。
。由于雅乐建设始终不尽人意，因此，在北魏年间，胡乐就获得了迅猛的发展。隋大业年间所定的九部乐中，《西凉》、《龟兹》、《疏勒》、《安国》、《高丽》五部均经由北魏发展而来。《隋书·音乐志》叙其始末曰：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
《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其声，以别于太乐。
这些来自胡地的新声，在北魏之后的北齐、北周也都很受重视。北齐初年，祖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隋书·音乐志中》)。而所谓“洛阳旧乐”，实际上仍是“戎华兼采”，《隋书·百官志中》记载了北齐乐官制度的一项特殊规定：“中书省管司王言及司进御之音乐。监、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并司伶官西凉部直长、伶官西凉四部、伶官龟兹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长、伶官清商四部。”其中的西凉乐、龟兹乐都是胡乐。事实上，胡乐在北齐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也的确超过了北魏时期。北齐的几代君主几乎都喜欢胡乐，尤其是北齐后主高纬更是一位胡乐的酷爱者。《隋书·音乐志》曰：“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阅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也说后主“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庶姓封王者百数，不复可纪”。《北齐书》卷五十《恩幸传》也说：“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其以音乐致大官者：沈过儿官至开府仪同，王长通年十四五，便假节通州刺史。”北齐后主因爱好胡乐而对“能舞工歌”者大肆封赏，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北齐自文宣帝至幼主共历六帝，享国28年，后主实际在位13年，这无疑为胡乐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周代承魏、齐之后，对胡乐也非常重视。《隋书·音乐志中》曰：“(周)太祖辅(西)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其后武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旧唐书·音乐志二》也说：“周武帝娉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贡乐伎，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音。宋世有高丽、百济伎乐。魏平冯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师灭齐，二国献其乐。”可见，周代不仅直接以胡乐用于朝廷典礼，而且所用胡乐种类也更为繁多。
总的来说，北魏、北齐、北周三朝，是胡乐大发展的时期。这与传统雅乐的衰微和统治者及百姓的爱好自然分不开，也无疑是中国音乐史和歌诗艺术生产史上的大事。但是，传统的观点对这种现象却多有讥讽。隋代建国之初，牛弘上书云：“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
［唐］魏征等：《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第351页。
颜之推的上书中也有“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唐］魏征等：《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第345页。
的话。而《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志一》则说：“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于清乐，人各习其旧风。虽得两京工胥，亦置四厢金奏，殊非入耳之玩，空有作乐之名。”唐初祖孝孙上书也称：“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八《音乐志一》，第1041页。
这些正统人士的指责，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胡乐在北魏、北齐和北周三朝占有独特的地位。
经过北朝约二百年间的发展，胡乐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但真正把它们归入宫廷音乐，给予进一步重视，则是隋代的事。隋文帝开皇(581—600)初年，“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唐］魏征等：《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第376页、第377页。
其中的《国伎》据《隋书·音乐志下》，《国伎》即《西凉乐》，又称秦汉伎，是汉族音乐与龟兹乐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音乐。［唐］魏征等：《隋书》，第378页。
与《龟兹伎》都是少数民族音乐，《高丽伎》、《天竺伎》和《安国伎》则均为外国音乐。《七部乐》中实际上只有《清商伎》和《文康伎》是汉族原有的音乐。到了隋炀帝大业(605—616)中，又在原有《七部乐》的基础上增加了《疏勒》和《康国》两部，形成了《九部乐》，在各部的名称上，去掉了《七部乐》中的“伎”字，又改《国伎》为《西凉》，改《文康伎》为《礼毕》。
如果把隋代《九部乐》至唐代的发展也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对魏晋南北朝歌诗发展的历史走向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流行的各种音乐史著作，多以为隋代《九部乐》在唐高祖即位后被改造为唐代的《九部乐》，而对唐代《九部乐》的构成，各家又有不同的看法，或以为是削去《礼毕》而增加《燕乐》，或以为除此以外，还有削去《天竺》而易之以《扶南》的变化。
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这种观点与史料的记载其实并不相符。据杜佑《通典·乐典》：“燕乐，武德初，未暇改作。每燕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至贞观十六年(642)十一月，宴百僚，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乐，付太常。至是增为十部伎……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协律郎张文收采古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考《旧唐书·张文收传》，张文收制《景云河清歌》在贞观十四年(640)，因此，唐代并不存在新的《九部乐》。诸书之误当来自《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志十一》的含混记载，其中有云：“燕乐。高祖即位，仍隋制设九部乐。”以下罗列了《燕乐》和除《礼毕》以外隋代九部乐的其他八部乐。接着又说：“隋乐每奏九部乐终，辄奏《文康乐》，一曰《礼毕》。太宗时，命削去之，其后遂亡。及平高昌，收其乐。……自是初有十部乐。”这段话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礼毕》至太宗时才削去，如《燕乐》在高祖时即已纳入乐部，则当时就应是十部乐，而不必等到贞观十六年始称自是初有十部乐。［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9—471页。
唐初只是沿用隋代《九部乐》，到了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才增加《燕乐》和《高昌乐》，并去掉《礼毕》而形成了唐代的《十部乐》，详见下表。
表3—1 《七部乐》、《九部乐》与《十部乐》对照表
从上表可知，到了唐代的《十部乐》中，连原来传自南朝的《礼毕》也被削去。而新增加的《高昌乐》本是胡乐，就是张文收所造的《燕乐》，也已经与胡乐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燕乐所用乐器有玉磬、笙、筝、箫、笛、卧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筚篥、铜钹等，其中后五种均为胡乐乐器，只不过有的传入中原比较早而已，如箜篌和琵琶。五弦琵琶以下的三种，则大约是自北魏以来随龟兹乐、天竺乐等外来音乐一起传入的。
参见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第19页、第35页、第65页、第66页。
因此，燕乐实际上是中外音乐融合的产物。这也就是说，唐代《十部乐》比隋代《九部乐》更多地受到了胡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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