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一开始，军刀成为日军的重要武器，尤其是与武器落后的中国军队交手之后，日军官兵更觉得使用军刀“斩杀”对方，“实在过瘾”。

“泽渡勇敢踏上征途，因为在南京附近的追击战中，杀入敌阵，一气砍了15人而扬名全队。”（《福岛民报》1938年4月17日）

“登陆以来他第一次拔刀马上就杀入敌阵，出色地砍杀了7人……”（《福岛民报》1938年3月2日）

“要塞攻击战斗中，我与队长角田荣一中尉杀入敌阵，连砍了26人……”（《东京日日新闻》1938年1月27日）

这样的报道，在南京大屠杀后期，日方的国内报纸上不断有这类宣传“战果”的新闻，刊出过不胜枚举的军刀“斩人”“事迹”。

显耀呵！魔鬼的本领！

日本人在炫耀从中国老祖宗那儿传来的宝刀的威风时，并没有思考一下应该不应该杀那么多无辜的中国人，相反他们把这样的锋器用来屠杀一个个中国平民与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且以此为乐、以此为耀，真是恶魔！

日本军刀下的一个个幽灵将永远不会饶恕这等罪人！最最可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屠杀者竟然还要抵赖！

我们再来回头说日军进入南京城后所实施的大屠杀情况——

其实这样的大屠杀并非只在日军进城后的前几周，而是在整个南京陷落后的全部日子。这与日本国内大本营和前方最高指挥官们的默认与纵容有直接关系。20世纪30年代曾最早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的记者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结尾处便有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见解：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暴行，难道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作者于1938年4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事实确如田伯烈所言，日军的暴行基本上一直处在无人管束的状态下，或者说日军当局明知其所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日军和日本大本营对南京发生的事一直是严密封锁的，即使对日本自己的国民也是“尽说好话”，不说坏话，“杀人”也被冠以“英雄杀敌”之类的鼓舞“斗志”和国民士气的美丽光环。而外界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实了解很少。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只有十来位，在日军施暴最疯狂的十五六日后统统被日军赶出了南京。即使如此，仍有一些零星的报道让全世界为之震撼，而这些也都是那些撤离南京的外国记者们通过极其困难的途径发出去的——

“在外国人的统治下，今天的南京，受到惊吓的人们生活在面临死亡、折磨和抢劫的恐惧之中。数万中国军人的坟墓，也可能是中国人反抗日本征服的全部希望的坟墓。”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日军像用一把细齿梳子仔细地在城内搜索中国军人和‘便衣人员’。数以百计的人从难民营中被搜出并遭屠杀。临刑就戮的人们被两三百人一群地押往就近的屠场，被用步枪、机枪扫射枪杀。有一次，坦克被调来处决了数百名俘虏。

“我目睹了一场集体屠杀。一群几百个行将处死的人举着一面大幅日本旗穿街而过，他们被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押着，赶入一块空地，被一小组、一小组地枪杀。一名日本兵站在越积越多的尸体堆上，用步枪补射仍在动弹的躯体。

“对日军来说，这可能是战争，然而对我来说却像是谋杀。”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8年2月4日）

这就是谋杀，而且是日军上下在十分清醒和理智的状态下的屠杀。这样的有目标的、有计划的屠杀才是最最要命和恐怖的。

杀人恐怖，边淫边杀、先淫后杀更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