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经济的运行管理中，人民政府需要在中央集中决策与地方行为和需求之间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正如毛泽东在1953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他认为必须时刻仔细加以分析，根据情况确定合适的举措。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其实是为了顺带批评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过于重视集中，从而导致与地方实际情况脱轨的思想。他还指出，“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毛泽东没有就此止住。他继续指出，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就等同于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并指责相关人员与资产阶级签订了“君子协定”，背叛了革命原则。在毛泽东看来，与城市资产阶级相妥协，就会引发反革命势头重新抬头的危险。

毛泽东虽不情愿，但当时还是不得不承认国家资源十分缺乏，必须对资源分配实行集中控制，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需要党的坚强领导。不过，他很快失去了耐心。他认为沉重的官僚主义机器压碎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导致了城乡不公平的程度扩大，私有产业和财产的存在妨碍了社会主义原则在城市的实现，党员干部成了特权阶层、只知道躲在城市里享受安逸，贪恋权力。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发动了一场群众运动，以此来改变这一切。

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化领域的工作，她大力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实施专项行动，大力促进革命文化的传播，把它们介绍到全国各地。在这些工作中，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知识、参与和热情。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矛盾的，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是如此。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独立，属于精英人群，喜欢待在城市，容易照本宣科。对于他们，人民政府无法完全信任，即使他们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革命文化政策的要求献身于人民群众的文化事业。然而，知识分子终究掌握着建设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和知识，因此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不断写信和发电报给知名的学术界和文化界人士，请求他们留在大陆，帮助建设新中国。很多知名学者和文化界名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决定留下来，为中国的革命过渡贡献力量和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人民政府便开始建立公共文化组织，一般由党外人士领导。有了这些组织的保护，文化活动无需再依赖于市场，只要符合政治标准，就没有后顾之忧。最初，政治标准还比较宽松，但很快，文化产品开始受到思想控制，创作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另外，战火中受到破坏甚至因此不得不迁离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始得到恢复，并成立了一些新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