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李老师给我们讲钢琴保养，他说钢琴里要放樟脑，否则钢琴里面的呢毡就会被虫子咬坏。他给我们布置好作业，就让我们去琴房练。琴房只有六平方米左右，有一架钢琴、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真没劲。我一边练调琴，一边想着李老师说的话，钢琴里要放樟脑。我灵机一动，吐出了泡泡糖，捏成一个大白虫子，放在键盘上，就去找李老师，说钢琴里有个大虫子。李老师连忙跟我到了琴房，说快把虫子捏死，我说不敢，还是您捏吧。没想到李老师也怕虫子，他也不敢。他让我去叫其他同学来打虫子。我想要叫一个胆子小的，否则一捏就知道是泡泡糖了。我把侯健叫来了，他也不敢打。李老师说去叫周朗，我想如果周朗来了，他的胆子可大了，他敢摸虫子，就能发现是泡泡糖了。我趁侯建去叫周朗的时候，悄悄把虫子放在手里，因为李老师是一点也看不见的。周朗来了，没看见虫子，说可能虫子跑了吧。李老师急了，说：“你们真没用！虫子爬进钢琴里，就会把钢琴咬坏了。”我看李老师真认真了，就害怕了。只好说那不是虫子，是我用泡泡糖捏的。我想，又犯大错了，李老师肯定轻饶不了我。李老师说大家不要练琴了都在教室里集合。周朗在我前面一边走一边转过头逗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肯定在幸灾乐祸。到了教室里老师并没有提刚才的事，而是说：“我给你们讲讲我学调琴的事吧。”李老师说：“我是学小号的，毕业后分到评剧团，但是七十年代末唱评剧不用小号了，我就失业了。有同事说盲人的耳朵好，听说国外有盲人调钢琴的，你也学学呀。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就马上买来教授钢琴调律的书，求别人帮我念，我用录音机录下来。但图形没法说，钢琴上有那么多零件，光靠背书是解决不了的，于是我通过拐弯抹角的关系把钢琴厂的一位老师傅请到家里，想请他教我。当时我把家里所有的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老师傅。当他知道我请他来是为学调琴时，他送我两句话：“我劝你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作为调律师眼睛稍微差一点，修琴都困难，别说一点看不见了。”说完他就走了。我听了，没有再说什么，但从此我发奋学习，我就不信盲人学不会调琴。我克服了许多别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掌握了传统的调律技术。后来中残联为盲人引进第二条就业道路，我有幸向欧美老师学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先进的欧美三六度验证技术。那时我一天练调琴十四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在琴房练琴。有一次我发烧39.5℃，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医院输液。”我笑了，小声说，李老师没输过液还不如我呢。张倩听见了说，谁像你似的一个月不去医院挨几针就难受。李老师继续说：“躺在医院里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寒冷。我想到了家，我输完液又去琴房练琴。因为我背井离乡是想真正学会一门先进的技术。当时残联派我去学先进的技术，是让我学会了回来教你们，如果我当时不认真学，哪有你们的今天和明天呀。你们应该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你们是第一届，全国的盲人都等着你们成功呢！”到这时我才似乎懂得了，一个盲人不是想学什么东西都能顺利地去学。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顺利地学习是来之不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