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答纽约华文文学欣赏会会友

你跟同时代别人出版的回忆文学如何保持区隔？

有句老话：“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异，不敢立异。”我们好比共同住在一栋大楼里，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房间又可分为客厅和寝室，或同或异，大约如此。

恕我直言，今天谈台湾旧事，早有意见领袖定下口径，有人缺少亲身经验，或者有亲身经验而不能自己思考，就跟着说。我倒是立志在他们之外，我广泛参考他们的书，只取时间、地点、人物姓名，我必须能写他们没看到的、没想到的、没写出来的，如果其中有别人的说法，我一定使读者知道那些话另有来源。

说到这里趁机会补充一句：有些话我在台北说过写过，有些事我出国以后写过说过，这些材料早有人辗转使用，不加引号。我深深了解某些写作的人像干燥的海绵吸收水珠一样对待别人的警句、创意、秘辛，这些东西我当然可以使用它，本来就是我的。我已出版的散文集里也有几篇“回忆文学”，那些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

你在《关山夺路》新书发表会上说，你写回忆录一定实话实说，那时你用感慨的语气设问：“到了今天，为什么还要说谎呢，是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自己不争气？”写远事、说实话易，写近事、说实话难，台湾生活环境复杂，忌讳很多，你是否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台湾的事确实难写，这得有点儿不计毁誉的精神才成。

我没有机会接触政治秘密，我写的那些事件，大都是和许多人一起的共同经历，只是有些事情别人遗忘了、忽略了，或是有意歪曲了，现在由我说出来，反倒像是一件新鲜事儿了，可能引起争议。

我说出来的话都是实话。叙事，我有客观上的诚实；议论，我有主观上的诚实。有一些话没说出来，那叫“剪裁”，并非说谎。《文学江湖》顾名思义，我只写出我的文学生活，凡是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我只能写出我认为有流传价值、对读者们有启发性的东西。

还有技术上的原因。一是超过预定的篇幅，实在容纳不下，还有我叙述一件事情，总要赋予某种形式。内容选择形式，形式也选择内容，倒也并非削足适履，而是碟子只有那么大，里面的菜又要摆出个样子来，有些东西只好拿掉，那些拿掉的东西也都对我个人很有意义，无奈我不能把文学作品弄成我个人的纪念册是不是？

可以说，我的回忆录并非画图，也非塑像，我的这本书好比浮雕，该露的能露的都露出来了。塑像最大的角度是三百六十度，任何人写的回忆录最多是一百八十度，我没有超过，也不应该超过。

最后我说个笑话助兴吧，有一对年老的夫妻，结婚六十年了，一向感情很好。有一天老两口谈心，老先生对老太太说，“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你，现在咱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没有关系了，可以谈谈了。”什么事呢，他问老太太：“你年轻的时候，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也有男孩子追过你吧？”老太太脸上飞起一朵红云，柔声细语：“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个男孩写信给我，还到学校门口等我，要请我吃冰。”老先生一听，伸手就给老太太一个耳光，“好啊，到了今天你心里还记着他！”老太太掩面大哭，老先生站起身来怒气冲冲而去，儿媳妇孙媳妇围上来给老太太擦眼泪，连声问这是怎么了，老太太的回答是：“不能说啊！不能说啊！不能说的事到死都不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