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胡适研究会的事，比较容易办。可以在民政部登记的一级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下面设一分会，这样可不必单独申请逐级审批，很麻烦，而且说不定会在哪一级被搁浅。我是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可以兼一下胡适研究会的事。从此以后，我所发起和组织的所有胡适研究的活动，都是用胡适研究会的名义进行的。

编辑《胡适全集》的动议，安徽教育出版社最先做出回应。可能是1992年的秋天，该社的几位领导人来北京找我，表示他们有决心担任出版《胡适全集》的事，以后往返商议多次。我考虑此事由安徽的出版社来做是比较合适的。而教育出版社在当时都是比较财力雄厚的，承担得起成本付出，所以，我同意同他们合作。

后来，在如何主持编辑工作等问题上，我和出版社的人意见不同。几经交换意见，结果仍按他们的意见，由出版社主持全部编辑工作。我的意思，由研究有素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来主持编辑工作，可能对于保证学术质量有好处。既然由出版社主持工作，我就没有多少责任了。我一向不愿做挂名的事，所以，提出辞去副主编的头衔。出版社方面坚决不答应，随后又有海内外的朋友出面劝留。担任主编的季羡林先生也打电话来，要我一定不要辞职。他甚至说，无论如何，你的名字一定要保留。在此情况下，我若再坚持辞职，似乎不近情理了。我虽身为副主编，实际上很少参与。《胡适全集》于2003年出版，除了保留《胡适文存》（包括《胡适论学近著》）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独立专著形式，是我一再坚持的原则之外，对其他方面，我都没有资格承担其责任。作为第一部《胡适全集》得以在大陆出版，尽管其中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意义与价值还是不容抹杀的。对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参与编辑工作的所有学者的劳动，应当予以肯定。

1993年、1995年分别在青岛和上海举办第三次、第四次胡适研讨会。青岛的会，得到当时在青岛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王书君先生的大力帮忙，会议圆满成功。上海之会，是与华东师大历史系合作举办的。其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主编的曹伯言先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那次会议，参加的学者人数较多。我们第一次请到了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的秘书傅安明先生到会，他对那一段时期胡适先生的生活与朋友交往知之最多。

青岛会议的论文选编入我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中（1995年5月出版）；上海之会的论文选收在我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