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骅失踪之后（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日晚，他搭乘的吉普车，在由德钦县城返回明永村途中，坠入澜沧江，车里有粉笔，有啤酒，前者是他给孩子们买的，因为他即将离开德钦，后者是藏族司机送给他的礼物），被其嵌入《我最喜爱的》一诗中的几句藏族民歌流布甚广，有人甚至误以为那便是马骅的原作——“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上一点白/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上一点绿/好比野核桃树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而实际上，那几句民歌只是马骅随手借来的他者视角，真正的用意，却是与其对话——四行引用之后，尚有一行收尾，方是马骅着墨所在：“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马骅不甘寂寞，因为他怀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始终在金庸笔下的侠客式自由，与整个西方世界赖以存在的现代性的自由之间，寻找可能交汇的一点。二〇〇三年九月下旬，我和几个朋友在中甸古城的一处客栈等待马骅，其中一位朋友希望加入藏历水羊年的转山队伍，马骅翻越白马雪山，风尘仆仆前来迎接。午后一点，马骅现身：冲锋衣，登山包，一撇小胡子，近视镜上夹着墨镜片。我们正在吃饭。马骅并不与任何人寒暄，坐下就吃。问他洗不洗手，他说，已没了那臭毛病。

强烈的自我意识驱动的表演性，就像一枚烟幕弹，一如既往的烟幕弹，使得接近马骅的人，难以完全领悟德钦的生活对于这样一位青睐生活中的戏剧性的“浪子班头”的真实影响，亦即一处自然与神性浑然一体的巨大场域，对于一位客居于此的熟稔现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影响，更何况，他还是一位置身水库下游却依然怀有语言抱负的严肃诗人。

没错，马骅爱开玩笑，游戏人生，但对于诗歌，他很严肃，甚至过于严肃。“盖世界浪子班头”的诗歌与远游皆出乎对于幻想的寻找，幻想需经由语言或足迹证实，方可据为己有。戒除洗手的臭毛病，便是经由足迹证实，并据以为私的一种关于他者的幻想，一种自我意识的圈地举动。而《雪山短歌》，那些干净简洁的形式感，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形式感，却是一位水库下游的诗人，为了寻求汉语诗歌的解决之道，对于作为他者的另一种文化母体，所展开的一次无可奈何的草船借箭。

《雪山短歌》当然能够让人联想起从陶潜到王维的传统，但陶潜或王维的诗篇赖以成立的文明样式却已不复存在，那些诗句，已是历史博物馆中红外线守护的瓷器，否则马骅也没有必要动身前往遥远的他者，不仅挪借活生生的自然，也挪借活生生的神性乃至佛性：“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包括未竟稿，《雪山短歌》计有三十七首，定稿每首五行。对于马骅来说，这不是一个很高的产量，而且，《雪山短歌》的主要篇目多作于客居德钦的早期与中期。有人以“极简主义”解读《雪山短歌》，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雪山短歌》形式简单，但绝不属于祛除意义的后现代的“极简主义”，而是恰恰相反，这是一叠不乏自我意识与表象实体的质朴之歌，它向遥远的传统致敬，仅祛除粗鄙而非意义——它仅试图祛除那一种失去来源，进而失去自由的语言的粗鄙。

《雪山短歌》本应只是马骅生命中途的一页。《雪山短歌》抵达的明澈，亦绝非这位诗人必然的终点，也许草船借箭之后，他有理由涉足更为壮阔的文明远游。

然而，意外的失踪改变了一切。读者难免不会带有“后期作品”的期待审视这些作品。作为读者，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一任马骅撂下诗篇，抽身离去，而后与此无关。